硕果累累的十月,新中国迎来成立70周年的喜庆日子。
在70年浩瀚的历史卷帙中,他们的身影格外潇洒矫健,他们的足迹格外深远闪光——他们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走来,曾经为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冲锋陷阵;他们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为国家富强拼搏进取,成为共和国的中流砥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退役军人。走进时间深处的历史,总把脚印清晰地留在路途中。70年筚路蓝缕,70年辟除榛莽。穿越70年的岁月时空,我国退役军人工作一片丹心一个梦,一路汗水一路歌。在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关怀下,在各级政府共同努力下,一批又一批脱下戎装的军人,成为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参与者。他们在波澜壮阔的大潮中翱翔踏浪,在神州大地的广阔天地里奉献担当,书写出一幅壮美的时代画卷。七十年耕耘播芳菲,一朝回首添豪情。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一条独具特色的退役军人工作之路,等待着我们风雨兼程,大步向前…… 第 一 幕:百废待兴高歌猛进
历史背景:在庆祝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中,退役军人工作迈开了铿锵的步伐。党中央高度重视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广大退役军人,先后制定一系列法规制度,作出一系列决策指示,为退役军人的工作和生活指明了方向。 11949年10月1日,祖国大西北的人民解放军359旅718团二营六连,副排长张富清当兵第二年。这位来自陕西洋县的小伙子,挺拔得如同一棵小白杨。在萧瑟秋风中,刚刚结束永丰战斗的他和战友们,艰难地穿越戈壁沙海,翻越雪山峻岭,把五星红旗插上帕米尔高原。同一时刻,北京天安门成为一片欢乐的海洋。新中国成立了!
▲毛泽东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上为黑白资料图,下为彩色纪录片截图)
北京的消息传到千里之外的行军队伍里,将士们也沸腾了。张富清眼角湿润,他的脑海里浮现出那些牺牲战友的面孔:“你们看见了吗?新中国成立了……”此时的张富清还没有意识到,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军人退役工作这个全新而重大的命题,已经摆在了新中国领导人的面前。他也没有想到,4年后的秋天,与他朝夕相处的亲密战友熊士楷离开了军营;6年后的秋天,自己也成为退役军人的一员。他更没有想到,70年后的一天,作为“时代楷模”的自己与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席对话,感动了千千万万退役军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迅速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建立现代化的国防,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为了适应国家工作重心由战争向和平建设转变,中央决定从1950年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军队进行整编退役。大批军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投身农业生产。这支退役大军能否得到妥善安置,能否顺利完成从军到民的角色转换,不仅关系到他们个人前途,更关系着新生政权的稳固、现代化国防的构筑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份关于军人退役安置文件——《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务院关于人民解放军1950年的复员工作的决定》的颁布下发,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精简退役工作拉开序幕,150万军人确定当年退役(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到1951年2月,只复员了25万人。1951年年底,抗美援朝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央决定继续军队的精简整编工作,到1952年底,军队实际退役人数为219.9万,全军总人数降至406.4万余人)。在这份由毛泽东、周恩来签署颁发的复员工作决定中明确:——安置复员建设军人是中央各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机关、人民团体以及各种企业、事业单位不容推卸的责任,各单位在调用干部、调配劳力和招收工人、学徒、职员、技术人员时,都应把复员建设军人作为第一位录用的对象。——复员工作的总原则,是服从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军队建设的需要,并使二者联系起来。——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复员军人必须妥为安置,使之各得其所。——复员军人须经过一定时期的集中训练,成为今后生产战线的先锋,人民国家的模范公民……——对于回到农村的复员建设军人,应当切实帮助他们解决没有或者缺乏土地、房屋等困难问题,动员和组织他们参加农业生产和互相合作组织。这一系列方针政策,也奠定了新中国退役军人安置、优抚和就业创业培训、双拥工作的制度基础。“必须妥善安置,使之各得其所”,经过70年实践,已发展成为退役军人安置工作的指导方针;“安置……是不容推卸的责任”,成为退役军人优抚工作始终贯彻的原则;“集中训练,提高技能”,成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行动指南。这一年,为统一领导全国军人退役工作,成立了中央复员委员会,周恩来担任主任。各地开办了大批退役军人速成中学和文化学校,从战火硝烟中走来的退役军人,在接受教育培训后奔赴经济建设新战场。1950年至1957年底,国家共支出复员费15亿元人民币,医疗补助费约1亿元。火热的就业培训和有力的优抚政策,保障了退役工作顺利进行。 21953年7月,抗美援朝战争结束。这一年秋天,曾经为张富清挡过子弹的战士熊士楷退出了现役,回到河南省平顶山鲁山县大尖山下的芹菜园大队当了一位农民。战争给一名军人留下的创伤太深刻。在残酷的永丰战役中,短短一天之内,第718团一营换了3个营长,六连在一夜之间换了8个连长。连长牺牲了由副连长代,副连长牺牲了由一排长代,一排长牺牲了由二排长代……
走下阅兵场的他们,立即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
张富清曾经以为,全国解放了,战争结束了,他和战友会朝夕相处,不再离别。实际上,这一时期的退役军人工作大步向前,此时的新中国领导人正在思考如何帮助退役军人顺利完成角色转换。中央政府明确指出:“军人在革命战争中有过重大贡献,他们复员后,将在生产战线上继续发扬革命军人的优良传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的强大力量。”优待抚恤,重中之重。新中国成立前夕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即规定:“革命烈士家属和革命军人家属,其生活困难者应受国家和社会优待。参加革命战争的残废军人和退伍军人,应由人民政府给以适当安置,使能谋生立业。”根据这一规定,1950年即制定了《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优待暂行条例》、《革命残废军人优待抚恤暂行条例》、《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等。自此,全国有了统一的法规政策,优待抚恤和烈士褒扬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54年我国公布的第一部《宪法》中,明确写上了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优抚革命烈士家属、优待革命军人家属的条款。这就把优抚工作和烈士褒扬工作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以北京市为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7年间,安排就业的烈军属达1.1万人,使他们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1953年至1956年4年间,各地组织优抚对象加入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扶助他们发展生产的补助款高达14700万元。新中国成立之初,烈士墓分布在全国各个角落,保护好烈士墓是烈士褒扬工作的重要任务。1952年4月,内务部发出通知,要求对烈士墓进行全面检查,立册登记。与此同时,各级党委和政府纷纷修建革命烈士纪念碑、塔、亭、馆、陵园、公墓等,从新中国成立到1963年,全国共修建了各类烈士纪念建筑物5834处;除民政部门外,党史、军史、文化、教育部门都努力搜集与编纂烈士事迹,根据江竹筠烈士事迹编写的长篇小说《红岩》、根据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中的动人事例写成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根据董存瑞烈士事迹编写的电影《董存瑞》、根据杨子荣烈士事迹编写的京剧《智取威虎山》等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深入人心,在广大群众中产生巨大反响。 3披红戴花的退役士兵熊士楷背着部队补助的十市尺色洋布,身着旧军装,胸戴军功章,一回到河南平顶山,立即被一股火热的潮流包围。按照党中央规定,乡政府的民政助理带着锣鼓队,热热闹闹地将他送回家。第二天,大队书记从并不宽裕的粮仓里,为他补助了350斤玉米。书记说:“我年龄大了,一个大字不识,这书记也干不动了,你来接班吧。”看着书记充满期待的眼神,熊士楷几乎没有犹豫地接过了历史的重任,开始带着贫困的乡亲在致富路上拼搏。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确立,全国掀起经济建设的热潮,熊士楷们手中的枪炮,迅速被锄头镰刀取代,投身到为经济建设的新战场上。此时,党中央对退役军人的关心一刻也没有停止。记者翻阅这一时期的《人民日报》,发现主要版面相继发表社论:《妥善安置复员建设军人和转业军人》《复员转业军人的光荣任务》《坚决贯彻国务院“关于安置复员建设军人工作的决议”》《认真检查安置复员建设军人的工作》……除了宣传相关政策,《人民日报》还着力宣传各条战线退役军人的先进模范事迹,为军人角色转换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确保了退役工作的顺利进行。通过表彰先进和宣传在乡军人的模范事迹,大大激发了退役军人的政治荣誉感和生产热忱,带动更多的退役军人投身于农业生产。据统计,1950年7月至1957年8月,仅熊士楷所在的河南省就有71525名退役军人被评为各种工作模范和积极分子,占全省退役军人总数的22.62%。其中被评为省级以上劳动模范的385人,县(市)级劳动模范3213人,厂矿企业事业单位先进工作者18769人,乡镇级劳动模范18738人,各类积极分子39186 人。
将革命进行到底,成为这个时期每个人的自觉行动
“要站在国防的最前线,经济建设的最前线,协同全国人民,为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继续奋斗。”听从毛泽东的召唤,一批又一批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出生入死的人民功臣告别了火热的军营,汇入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滚滚洪流中。 4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快速的新老交替是军队的显著特征。军人来自社会,绝大多数还要回归社会,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是“最可爱的人”。之后,中央一系列政策法规相继出台,在实践中日趋规范和完善,确保“最可爱的人”继续发挥应有作用——1954年,中央颁布《复员建设军人安置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对军队退出现役人员实施分类安置。195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军转安置工作从此有了基本法律依据;这一年8月31日,国务院颁布《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出现役干部就业的指示》,对军队转业干部分配办法、培训教育、工资待遇和安置经费、安置工作机构、安置工作纪律等,作出明确规定。同一年,原内务部根据《国务院关于军队供养人员移交地方安置的几个问题的批复》,对军队供养人员进行了接收安置。由于当时国家还没有建立离退休制度,军队也没有实行离休退休办法,军队退休干部移交到地方后,他们的生活和其他费用,按照供给制的标准,由民政部门发给。1958年,国务院制定《关于处理义务兵退伍的暂行规定》,确定了“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安置原则,明确了思想教育与解决实际结合的安置办法,提出了“退伍军人是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批可贵力量”的思想,对义务兵的退伍、途中运输和安置等项工作作出了原则规定,使义务兵退役安置工作开始走上了制度化的道路。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出现役干部转业地方工作暂行办法》颁布实施,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法制建设进入成熟阶段。从1952年起,人民解放军开始成批成建制地集体退役。征尘未洗的整师整团官兵、迅速变成了建设祖国的铁路、水利、林业、石油大军,变成了建筑部队和屯垦部队。就地复员的17万官兵成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铁锹无一把、犁铧无一张、牛马无一头的窘境中,他们铸剑为犁,屯垦戍边。随着十万退役官兵的到来,荒无人烟的北大荒被嘹亮的军号唤醒。与此同时,在南国的天涯海角,一队队军垦战士正出没在无边无际的橡胶林中,为新中国的军垦事业拓展出另一片天地。在风沙迷漫的玉门,万余退役军人与石油工人并肩奋战,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石油城。在东北松辽平原,十万退役军人与石油工人一起展开浩浩荡荡的石油大会战。为充实商业战线,8.7万名官兵集体转业到各地相关部门;发挥我军思想政治工作优势,5000多名军队干部转业到工交、财贸、农林等经济部门工作……在广大农村,和熊士楷一样,以退伍士兵为主体的退役军人,占据了颇大比重。有关资料显示,从1950年开始到1958年结束,全国共安置退役士兵482万余人,占到总量的90%以上。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对此予以肯定,认为“几百万复员军人,基本上保持着革命军人的光荣传统,在各个岗位上发挥着他们的积极作用,现在已有200多万复员军人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分子,在各方面起着模范作用。”
和天南地北的军人们一样,南疆匪患平息之后的第二年,战功赫赫的副连长张富清退出了现役。30岁的他和在老家担任妇女主任的孙玉兰结为秦晋之好,蜜月还没有过完,他们响应中央号召,坐船逆水而上,前往大山环绕、极度贫困的湖北来凤县。张富清在城关镇粮管所所长的岗位上,为新中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默默贡献着力量。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典仪式上,张富清应邀出席。图为张富清和民政部原常务副部长、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原常务副书记杨衍银合影
与年轻的退役军人相辅相成,为国家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同志,也有了自己的归宿。1958年,国家建立了退休制度,国务院制定颁发了相关规定,标志着军官离退休制度正式建立。在北京西城区美丽的玉渊潭南侧,一座漂亮的军休干部休养所已经悄然建成,67位部队退休干部被北京市接收后,统一安置在这里,开始颐养天年。截至1958年年底,620多万名军人退役到地方工作或休养,其中复员483万多人,转业休养136万多人,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也下降到8.9%。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军人退役工作,为人民解放军由45战争型向和平型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幕:改革大潮奋楫行舟
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对我国社会各行各业造成了巨大冲击和破坏,退役军人工作亦未能幸免。好在有党中央力挽狂澜,十年后,改革开放大潮席卷中华大地,我国退役军人工作亦好风借力,乘风破浪,奋楫前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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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湖北来凤县。51岁的退役军人张富清恢复工作,调往酉水上游古镇卯洞公社任革委会副主任,开始带领群众在一边悬崖一边深渊的高洞村抡大锤、打炮眼、开山修路。在这之前,已经担任三胡区副区长的张富清带着一家人,从三胡区委大院搬出来,挤在一个四面漏风、摇摇欲坠的小木房里,一个月只有23斤半的粮食供应……
同年6月,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及办公室成立,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的退役军人工作,处在一个特殊的关键时期——
1978年,是安置退役军人最多、安置用时最少的年份。“文化大革命”中作复员安排的41万军队干部亟待“复改转”;由于十年“文革”浩劫,国家培养技能型人才工作被迫中断,造成了人才严重紧缺,600多万退役士兵和8万多伤病残战士等待安置;军队“消肿”进入大规模实施阶段,25万转业干部需要接收安置,除大部分作转业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要作为离退休安置,另有近两万名随调家属工作安排;基建工程兵、铁道兵建制被撤销,百余万士兵、10万余名干部集体转业……
人们不曾想到,随国家整建制撤销的基建工程兵里,技术副团职干部任正非名列其中,更没有人想到,转业到深圳南海石油后勤服务基地的任正非,不久后创办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从而成就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界领袖。
今日阅兵场上飒爽英姿,他日经济大潮翱翔踏浪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这一时期,王石、柳传志等军人也纷纷脱下军装,投身到改革开放的商海中,在各自的领域积聚能量,成长为一代房地产、高科技、金融业的大鳄。
为了让任正非们实现职业跨越,中央及时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打出成套的组合拳——
针对军转干部。国务院军转安置工作小组、中组部、国务院人事部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每年结合工作实际,联合起草关于做好军转安置工作的报告,对当年军转安置工作作出详尽的政策性规定。各级党委和政府严格执行中央关于军转安置工作的政策规定,千方百计克服困难,解决转业干部住房、安置随调随迁家属子女、追加干部转业经费……
针对退休干部和退役士兵。1978年,民政部恢复成立,军队退休干部安置和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由财政部变更为由民政部承担。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把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和退役士兵的安置管理任务交给了民政部,民政部迅速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接收管理,并于当年召开全国军队退休干部和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会议,开始接收安置工作。
大批军队官兵从军事战线转移到经济建设各条战线,如何使他们尽快适应新的任务?经历了“三落三起”、开始主持中央和军委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指出:办法就是为他们创造到地方工作的条件……办训练班,组织参观,请地方同志介绍经验,让他们接触工业、财贸、政法、文教等方面的知识。
从此,我国的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培训工作在探索中前进,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按照中央要求,1981年,军地军转安置部门首次对当年转业到政法战线的52000余名军转干部进行了专业培训。国务院军转办将《关于转业到政法战线军队干部专业训练情况的报告》送呈宋任穷。宋任穷批示:这次专业训练太重要了,务请地方和军队通力合作,必须十分抓紧再抓紧。1985年,中央明确提出,对军转干部进行培训,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关系到经济建设和军队建设的百年大计。
曾经组织过两届军转培训的退休干部、原南京军区司令部教导大队副师职教员谢雨林告诉记者,先培训后上岗,干什么学什么,培训、考核、使用相结合……遵循这样的原则,转业干部培训工作由此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对退役士兵,广泛开展两用人才的培养和开发使用工作。本着“育才、荐才、用才”一体化原则,制定了《培养和使用军地两用人才工作发展规划》,召开了全国培养和开发使用军地两用人才现场经验交流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指导各地建立“军地两用人才培训中心”“军地两用人才介绍所”等服务机构,通过兴办经济实体、积极推荐退役优秀士兵担任农村基层组织骨干等形式,选拔使用了大批军地两用人才。
从1981年到1985年,全国各地采取军地结合、条块结合、行业之间结合等灵活多样的办班方式,先后培训了37万余名军转干部。1985年11月17日,全国首次召开转业干部培训工作会议。会议决定筹建军队转业干部培训中心,组织力量编写适合转业干部特点的培训教材。
一年后,全国有近百个军转培训中心建成,一个以培训中心为骨干的培训网络初步形成。同时,全国统一的军转干部培训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工作也紧张地展开。教材专业初步分为工交、财贸、政法、党政和其它五大类,分立20个专业。为了加强培训中心建设,各地先后通过开会、调研和走访等多种办法,探索军转培训之道。经过培训的转业干部,越来越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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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熊士楷在大尖山下的芹菜园大队干得风声水起的时候,“技术尖兵”任正非正在困厄之中靠集资2.1万创办华为,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军艺文学系学生莫言刚写出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王石正拿着卖鸡饲料挣来的300多万创办万科,中科院计算所的研究员柳传志正在一间12平米的传达室里创办联想,深藏功名的一等功臣胡兆富正在办理离休手续……而在河北蔚县常宁乡,转业志愿兵白丁创造的奇迹引起了河北省委的关注。无疑,白丁就是这个时期军地两用人才培养的一个结果。那是1985年初春,寒风料峭。从原第65集团军某装甲团转业的志愿兵白丁,结束两用人才培训回到家乡,担任乡专武干部。似乎早有预见,白丁在两用人才课堂上选的课程是科学种植养殖。他发现,老家虽然自然条件恶劣,但非常适宜种植对海拔高度、无霜期、土质要求极严格的杏扁。他暗下决心,要让闲置了无数年的河滩换新颜!面对荒山,无钱、无人、无技术、无装备……这项庞大的工程涉及3座丘陵,30多道荒沟,即使投入1万人马,50台推土机也得苦战3年。摆在他面前的是一道道坎。“不难还要退役军人干嘛!”白丁没日没夜地骑着自行车走村串户,宣传他的致富经。短短一个月,他踏破了5双鞋,减掉了5斤肉,终于感动了乡亲们。1500多民兵站出来,垫淤打井、筑坝植树,整治得坡似台阶、滩像园田,种起了一株株杏扁树。5年后,杏扁成林了,每亩年收入4000多元;风沙挡住了,林间农作物也由亩产50公斤提高到600公斤,群众无不啧啧称奇。自197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兵役制问题的决定》后,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的兵役制度诞生。和白丁一样,全国成千上万的退役志愿兵,开始在地方大显身手。除农村义务兵外,兵役制度变革后,退役义务兵(含伤病残义务兵)、转业志愿兵、复员干部安置均有了不同的政策。
离开部队前夕,退役军人合影留念(来源:网络)
城镇退役义务兵安置实行“按系统分配任务,包干安置”的政策,同时为稳定军心,鼓励战士安心服役,《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对以往的安置政策及时调整,提出把个人专长、服役期间的表现与退伍安置工作挂起钩来,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做法,起到了鼓励先进、鞭策后进的良好作用。转业志愿兵的安置,经团以上单位逐级审查上报,由大军区、军兵种等大单位军务部门与省级安置部门进行交接,限期安置。志愿兵转业实行集中交接的办法,有利于宏观调控和管理,加快了安置工作进度。由大分散到相对集中,减轻了基层的工作压力,发挥了各级职能部门的监督检查作用,转业志愿兵安置工作顺利进行。好政策给予白丁一个难得的机会,白丁还了人们一个令人称羡的奇迹。 7
广西省桂林市漓江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位于城乡结合部,由一条只能通过一辆汽车的胡同连结着外面的道路。这是全国较小的休养所之一,虽然外面人声鼎沸,内部却安静祥和,老干部们打球、唱歌、下棋,其乐融融。
优秀退役军人喜获殊荣
这个成立于1986年12月的军休所,静静地伫立在江畔,接收了一批批离退休的军队老干部。脱下军装的他们,在这里完成身份转换,发挥余热,安享晚年。在淮海战役中出生入死的老英雄黄显斌也住在这里,不同的是,黄老的喜好不是琴棋书画,而是给青少年讲红色文化,讲战争故事。到现在为止,他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为附近中小学的孩子们上课56次。这是军休安置管理工作的一个缩影。此时,随着国家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建立,军队也实行了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从1982年开始,民政部门又承担起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的接收安置任务。在这个时期,国家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军队退役干部安置管理的经验和教训,对军休干部安置的体制和相关办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完善,特别是1984年1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通知,指明了军休干部的待遇政策,规范了军休干部的安置办法,明确了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分工。为使军休服务管理工作正常开展,特别配备了用车、用房和专门编制,并安排了相关经费,标志着体系和政策框架的基本确立,为之后20年的军休工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后,国家不断加强军休工作,特别为各级民政部门增加了行政编制,全国大多数地方的民政部门对军休工作在组织上单列,增加配备了比较得力的人员,中央财政为这项工作增加了经费项目,提高了标准。各地民政部门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学习借鉴军队的经验和做法,开始探索建立军休干部休养所,对军休干部进行安置管理。 8
1985年1月,已经担任湖北省来凤县建设银行副行长的张富清,光荣退休,开始了人生另一段旅程。上世纪九十年代,湖北省来凤县革命烈士陵园已经修缮了多次。虽然经历了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一座用青石砌成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依旧巍然挺立,碑座四周分别刻着毛主席语录以及贺龙元帅的题词。这座陵园里,埋葬着长征时牺牲在这里的红军将士。退休后的张富清主要任务是带外孙。他带外孙和别人不一样,每天必去革命烈士陵园。孩子在绿地上嬉戏,张富清则站在纪念碑前久久凝望。小外孙好奇地问:“外公,您在看什么?”张富清蹲下来,摸摸外孙的小脑瓜,面色凝重地告诉外孙,这里有他的战友。
同年底,在西藏昌都工作了16年的京籍干部赵顺廷,没有花一分钱,没有找一个人,就靠着打印的几份简历,被农业部老干部局录用,这得益于这一年中央国家机关出台的好政策。同年6月4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庄严宣布:中国裁减军队员额100万。这是我军第八次大裁军。刚刚处理好文革历史遗留问题和大裁军“消肿”问题,安置部门迎来了又一场“硬仗”。各级党委和政府把做好退役安置工作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安置措施,确保了这一任务顺利完成。1987 年4月4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副总参谋长徐信自豪地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精简整编的任务已基本完成!裁减员额 100 万后,军队的总定额为300万,国防开支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由1979年的18.5%下降到1987年的8.6%。人民解放军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严峻的安置形势下,中央国家机关率先进行了安置办法改革。多年来,不管是军队精简、安置军转干部数量增加,还是地方机构改革、安置军转干部困难,中央国家机关都一如既往、率先垂范。但巨大的安置压力、对干部素质较高的要求,使他们决定按照“控制数量,保证质量”的方针,对选调转业干部实行归口管理、计划单列。经过几年的实践摸索,中央国家机关在接收安置转业干部工作中,逐步完善了选调程序和办法。在执行原有计划的基础上,调整增加了团职干部的分配数量。既满足了地方工作需要,又以实际行动支援了军队建设。他们的做法,对全国各省市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打破观念樊篱,大胆地让军转干部去“相亲”,供需双方见面交流;让军转干部平等参与,给更多的军转干部进中央国家机关机会,同时也给接收单位更大的挑选余地;允许接收单位在营以下军转干部中进行考试选用,在考试内容和程序上与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有所区别;扩大接收范围,使更多军转干部受益,针对中央国家机关安置难,扩大到部委下属单位进会选人,把中管在京企业列入接收安置计划中;灵活采取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同时同场地进行双向选择,增大选择机会;针对师团职干部、女干部安置难,在下达中央国家机关安置计划时,明确接收安置师团职干部、女干部数量;公开安置计划,公开安置程序,公开安置信息,使安置工作公开透明。 9
外孙上学了,张富清依旧每天去烈士陵园,雷打不动。他要陪那些逝去的老战友说说话,叙叙旧。此时,全国已经有万千上万座英雄烈士纪念碑。“每思祖国金汤固,便忆英雄铁甲寒。”改革开放后,优待抚恤和烈士褒扬立法工作进入快车道。1980年6月,我国第一部专门规范烈士褒扬工作的行政法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颁布,成为之后这项工作的法律依据。1986年,民政部、财政部下发《关于对全国烈士纪念建筑物加强管理保护的通知》,设立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维修改造补助经费。清明节期间,各地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地祭奠先烈活动。有的通过组织扫墓、革命史图片展览、主题宣讲活动、寻访革命老人等形式缅怀先烈,有的通过开展经典诵读、网上祭英烈等活动宣传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还有的对烈属走访慰问,形成了浓厚的社会氛围。
登上海拔1130米的河北省涉县偏城镇大岩村庄子岭,记者见到了新时期拥军模范王爱英。这里是“八路军的母亲”李才清的故居,也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著名拥军模范刘金鱼的家乡。王爱英对记者说:“从李才清到刘金鱼,今天,接力棒传到我手中了。我无法和她们媲美,但我可以从她们身上汲取精神力量。”这位从大山里成长起来的普通女性,将自己辛勤劳动创造的410余万元全部用于拥军事业,被官兵们亲切地称为“新时期拥军好妈妈”。
拥军模范王爱英送文化进军营,受到官兵欢迎
像王爱英这样的拥军模范,全国有9万余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宣传表彰了一大批全国和省级双拥模范城(县)、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集中宣传了“爱国拥军模范”姚慈贤、“子弟兵的好妈妈”胡玉萍、“优秀伤残军人妻子”宋顺女、优秀大学生军嫂吴新芬、“为民打井模范团长”李国安、“扶贫司令”彭楚政、“抗洪英雄”高建成等双拥模范的先进事迹。通过大力宣传富有时代特色的双拥模范典型,进一步增强了广大军民做好双拥工作的自觉性和责任感。1984年8月,全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由军地联合召开全国规模的“双拥”大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此后,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召开全国双拥工作会议或双拥模范城(县)命名表彰大会。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接见出席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命名表彰大会的代表,连年集体观看军民迎新春文艺晚会,进一步加深了“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新型军政军民关系。1991年6月,全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会议在福建省福州市召开。国务院、中央军委成立全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领导小组,统一指导和协调全国的双拥工作。随即,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由党政军主要领导参加的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各市、地、县(区)普遍建立了双拥工作组织机构,形成了以宣传部门牵头的国防教育体系,以文明办牵头的“军民共建、共管、共育”体系,以驻军和武警部队牵头的“拥政爱民”工作体系,以组织、人事、民政部门牵头的优抚安置工作体系,以工、青、妇等群团组织牵头的基层活动体系,以公安部门牵头的军警民联防体系。以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为标志,双拥工作跨入开拓创新的新时期。同一年,经邓小平同志亲笔题词,民政部、原总政治部命名了10个“双拥模范城(县)”,创建双拥模范城(县)活动由此兴起。1993年,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制定颁发了《双拥模范城(县)命名管理办法》。2004年开始增加了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表彰项目。之后,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先后5次修订《创建命名管理办法》、2次修订《考评标准》,逐步完善量化考评、动态管理等制度,丰富拓展创建活动的内涵和形式,使之成为巩固军政军民团结最具影响力的有效载体。这一时期,国家优待抚恤政策作了重要调整。为进一步体现国家保障责任,国家将烈属、因公牺牲军人家属和病故军人家属的定期定量补助改为定期抚恤。1979年,在大规模普查的基础上,逐步将烈军属和复员军人生活补助费的60%-70%用于定期定量补助,使绝大多数临时经费转为定期“人头费”。1979年、1984年、1986年,国家分别确立了对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和红军失散人员的定期生活补助政策。80年代初期,国家将死亡抚恤由过去的两个档次(因公牺牲、病故)改为三个档次(烈士、因公牺牲、病故);80年代中期,一次性抚恤金由过去的固定标准改为与逝者生前工资挂钩。1988年,《军人优待抚恤条例》颁布实施后,先后修订、制定出台50多个重要法规政策,形成了“普惠”加“优待”的保障模式。
第三幕:攻坚克难推陈出新
历史背景:1992年,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正式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这一行动纲领,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生机和活力,也给退役军人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102001年,在一个山沟里任医药仓库主任的正团职干部扈本山退出现役。他选择了一种全新的转业方式——自主择业。扈本山发挥个人专业特长,创办了京卫医药科技集团,他坚持做良心药、放心药,狠抓药品研发和生产质量,产品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赞誉。公司由一个普通的药品代理商发展成为一个拥有10家子公司、972名员工的优秀民营企业,产品远销美洲、非洲、大洋洲等地20多个国家和地区。扈本山专门成立京卫慈善基金会,哪里有困难,他就通过这一平台,向社会、为国家乃至世界慈善事业传达爱心。
张富清在阅读《中国退役军人》杂志
无独有偶,吉林省军医学院教授何玲也选择了自主择业。这位获得“长春最美女性”和“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的女军医,拿着不到20万安家费,在长春开办了一所阳光教育学校,专门治疗脑瘫、自闭、智障、听障的孩子。何玲带领科研团队专注语言障碍研究及临床矫正,研究发明了一系列语言障碍矫正康复技术及数十项专利仪器。不仅中国各地的患病儿童来了,连俄罗斯、土耳其、韩国、日本的患者也不远万里赶来。如今,她已经为一万多孩子的心里注入阳光。扈本山和何玲只是2001年8283名自主择业军转干部的一员。
自主择业转业干部何玲,很快成长为“长春市最美女性”
在市场经济的滚滚大潮中,我军又迎来了两次裁军。1997 年,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决议:“我国将在今后三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 50 万”;2003年9月1日,世界又一次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2005年前,我军再裁减员额20万。这两次裁军,正值长江和松花江、嫩江流域洪水告急,人民解放军30万官兵挥师三江,投入抗洪一线之际;正值“非典”肆虐的日子,北京作为重灾区,几乎影响到人们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军转安置工作会议代表时指出,国有企业的改革在深化,地方政府机构精简也要展开,困难肯定是有的。但是,各地各部门必须深刻认识并切实承担妥善安置的任务。市场经济形势下,各地克服困难,不辱使命,光荣地完成了任务,但其中的矛盾也日益凸显——安置需求与政府安置渠道之间存在矛盾,安置制度中的“政府失灵”现象日益突出……以问题为导向,灵活多样的安置方式应运而生。2001年,1月,伴随着新世纪的钟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颁布实施《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军转安置工作延续多年的单一计划安置方式被打破,一大批符合条件的转业干部选择自主择业——每月从国家财政领取退役金,政府不再承担安置任务。这是我国军转安置历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暂行办法》的亮点是:团职和军龄满20 年的营职转业干部,可以选择计划分配或者自主择业的方式安置。自主择业的转业干部由安置地政府协助就业,发给退役金;自主择业军转干部享受安置地相应职级退休干部的有关政治待遇;在强调回原籍或入伍地安置政策基本不变的同时,适当放宽了非原籍或入伍地安置的条件。
200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指出,对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要同计划分配的军转干部一样重视、一样关心、一样爱护,不仅要认真落实他们的各项待遇,而且要注意做好经常性的管理服务工作,尤其要积极为他们就业创造条件。自主择业军转干部最终还是要走向社会参与市场竞争,他们的能力素质在就业、创业中有多少优势,对他们要不要培训,怎么提高他们参与竞争的能力?2003年,国务院军转安置工作小组等 9 部门发文指出,对自主择业军转干部,要根据本人意愿,开展定向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能力。许多地方在自主择业军转干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把就业与培训结合起来。如海南省每年都安排一星期培训,课程包括海南的就业形势、如何创办个体企业及应享受的优惠待遇等。黑龙江省推荐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到非公经济担任政治指导员、沈阳市推荐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去高校担任政治辅导员,都开展了相应的就业创业支持。与此同时,“阳光安置”成为军转安置关键词。随着《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出台,明确计划分配的军转干部,由党委、政府根据其德才条件和在军队的职务等级、贡献、专长安排工作和职务。各地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改进考试考核相结合的分配办法,形成更加公开公平公正的“阳光安置”机制。更令人欣慰的是,中央国家机关在军转安置上一直率先垂范,不断改革创新。到2011年,中央单位和北京市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开始试行统一笔试的办法接收安置军转干部,从2012年起,采取统一笔试和网上双选相结合的办法,直到今天。 11
2011年年底,在海军东海舰队服役12个年头的士官、通信工程师郑海东退出现役。他没有回广东老家,而是安置到妻子户籍所在的浙江金华中国移动有限公司,做了一名技术支持专员。他高兴地对记者说:“沾了政策的光,要是在以前,必须‘哪里来哪里去’。”比郑海东更幸运的是空军驻新疆某场站的导航兵、三期士官杜明津。2009年4月一个沙尘弥漫的日子,他在保障西北地区一次三军联合演习中立了一个二等功。就是这个二等功,使他在安置工作的打分排名中,名列第一,直接去了县政府上班。退役军人事务部移交安置司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退役士兵的移交安置中,最具有标志性的一幕莫过于《退役士兵安置条例》的实施。2011年11月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实施了《退役士兵安置条例》,国家建立城乡一体的以扶持就业为主,自主就业、安排工作、退休、供养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退役士兵安置制度。义务兵和服现役不满12年的士官退出现役,采取由人民政府扶持自主就业的方式安置,部队发给一次性退役金。每年退出现役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约40余万人。国家和地方陆续出台完善了扶持退役士兵创业就业优惠政策,加强了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
脱下军装的他们,在第二战场脱颖而出
2011年安置改革前后,士兵退休安置条件的主要变化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把退休的条件从“士官”调整为“中级以上士官”,初级士官不再作退休安置;二是把原来因战、因公致残可作退休安置的范围从“被评定为1级至4级残疾等级”调整为“被评定为1级至6级残疾等级”,放宽了因战、因公致残退休的等级范围。按照规定,年满55周岁、服现役满30年、因战因公致残被评定为1级至6级残疾等级,或者经军队医院证明和军级以上单位卫生部门审核确认因病基本丧失工作能力的中级以上士官作退休安置。对于伤病残退役士兵移交安置,军地有关部门在2009年就联合颁发《伤病残军人退役安置规定》,这是国家和军队首次以军事行政规章的形式,对伤病残军人的退役方式、安置办法、住房和医疗保障等问题作出全面系统的规范。经过军地双方的不断努力,列入伤病残军人三年集中移交安置计划且具备移交条件(2010年—2012年)的伤病残退役士兵全部移交地方安置。做到了只要部队交得出,地方就能接得下,有效为部队减压卸负。与此同时,军休干部安置工作也发生了令人欣喜的改革变化。中央决定从1993年10月起,移交政府安置的军休干部生活待遇与离休干部一样开始执行军队统一标准。2004年,中央专门出台文件,明确进一步做好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移交政府安置工作的意见,军休工作进入多元化、多样化、社会化发展的新阶段。在此基础上,全国自上而下成立服务管理机构,配备专门人员和车辆;在管理体制上,按事业单位性质建立干休所(服务站)、军休服务管理中心,依托乡镇街道,实行多元服务管理模式。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国军休系统根据国家改革发展形势,在干休所推行了以用车、用工和医疗服务等三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多方面改革。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体制变化,各地纷纷启动军休服务管理社会化探索。好政策大大激发了军休干部奉献余热的激情。“希望将军”赵渭忠、“扶贫政委”赵克信、“大漠水神”李国安……这一时期,退休干部的重大典型层出不穷,感人肺腑。在脱贫攻坚的征程上,他们用自己的光和热,诉说着退休军人不舍的爱民情怀。 12
上世纪 90 年代初,针对军转干部分配专业比较分散的特点,军转培训在教学管理和组织方法上作了较大改进,尽量使转业干部人员集中,分片设点,按专业编班培训,并在专业培训前组织军转干部参加一段时间的适应性培训。这种培训尽管时间短,收效却很明显。1992年,国家推行边培训、边考核、边分配的办法,并在江西、海南、云南、甘肃4省和中央国家机关进行试点。改进培训工作的具体办法是,转业干部定向分配后,即去地方参加培训,培训工作结束后,办理转业手续,由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直接介绍去地方报到。1997年7月25日,在邓小平同志提出开展军队转业干部培训工作20周年之际,全国军转培训工作和军转培训中心主任会议在沈阳召开,对专业培训、跨区域培训和分类培训进行了研究探讨。
历史跨入新世纪,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军转培训机制,局限性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为培训时间短、方式单一、教材陈旧、标准偏低和经费不足。为此,国家加大对军转培训的指导力度,指出:军转培训工作要贯彻“学用结合、按需施教、注重实效”和“培训、考核、使用相结合”的原则,采取分类培训的办法进行。
同时,在专业培训上,设置机关事业单位培训课程和企业培训课程,前者侧重机关、事业单位岗位所需的综合知识、基础知识和技能;后者侧重企业文化和企业管理。在培训教材的编写和选用上,也力求更符合军转干部实际。
就业创业培训,为退役军人腾飞插上了翅膀
各省市也根据情况突出了培训的实用性,将“缺什么,补什么”落到实处;突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向非国有单位和高科技产业、第三产业等领域拓展。突出军转培训和继续教育的结合,起到人才的再开发作用。
社会职业门类越来越多,行业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对人才的需求标准不断提升,接收安置军转干部的单位,对军队转业干部的素质和专业要求越来越高。2007年底,清华大学校园,第二期军队转业干部企业管理培训班顺利开班,高等院校中第一个全国军队转业干部培训基地也隆重揭牌。这是军转工作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军转教育培训工作的重要创新。时任国务院军转安置工作小组副组长、人事部副部长何宪指出,从1985 年百万裁军到 2006 年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结束,约有 150 多万军转干部通过培训,很快适应了地方岗位需要,走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一线,成为各行各业的工作骨干。 13在北京通州光荣院,有位名叫李玉和的89岁老人,曾和董存瑞在一个连中负责弹药供给,在朝鲜战场上奋战了5年,左胸部和右腿上至今还留有弹片。老人对生活很满意,“光荣院刚建成我就来了!已经住了32年,国家管吃管住,每月还有零花钱,就连降压药都有人帮我配好剂量。”老人说,这些年,他眼看着自己和战友们的抚恤金越来越高,待遇越来越好,心里非常欣慰。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在这一时期,优待抚恤、烈士褒扬、双拥共建工作得到进一步发展。李玉和老人的话,从一组数据中可以得到验证。2004年,初级士官纳入评残范围,并取消了患精神病义务兵和初级士官不能评残的限制。2006年,中央财政首次将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列入定期生活补助范围,每人每月补助不低于70元,2019年提高到600元。2007年,国家将部分参战部队退役人员和参加核试验军队退役人员首次列入国家补助范围,每人每月补助100元,2019年提高到650元。2011年,国家首次给60周岁以上的农村籍退役士兵发放老年生活补助,当年惠及300多万人,2019年将惠及1900万人;首次将部分老年烈士子女纳入国家优抚保障范围,惠及20多万人。……
褒扬纪念,让烈士英名永放光彩
褒扬烈士,是国家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义务。国民认识不断提升,烈士褒扬工作在改革中不断创新。除了政策法规不断完善外,纪念设施保护管理持续加强,各项祭扫纪念活动大力开展。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境外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工作,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多次赴我国在坦桑尼亚、塞尔维亚、朝鲜的境外烈士纪念设施瞻仰祭扫。据调查,在朝鲜、越南、老挝、俄罗斯、缅甸等27个国家有我国的烈士纪念设施,这些境外烈士纪念设施是为了缅怀纪念在有关国家民族独立、经济建设以及执行维和任务中牺牲在境外的我国烈士而修建的。2010年以来,相关部门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境外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目前已对15个国家近百处境外烈士纪念设施实地勘察,与朝鲜、韩国、俄罗斯、缅甸、老挝、越南、赞比亚等国就保护管理烈士纪念设施达成共识并与有关国家签署协议。与此同时,已完成10余处境外烈士纪念设施的修缮保护工程。浴血奋战、坎坷征途,一部铁血军史写尽悲壮与豪情,但也从来不曾缺少最温情的篇章——人民与军队血浓于水、情深似海的大爱挚情。当森林大火疯狂吞噬、逼近城镇的时候;江河洪峰撕裂大堤、人民群众危在旦夕的时候;当非典疫情横行、人们谈非典色变的时候;当大地震造成地动山摇、山河变色的时候;当雨雪冰冻肆虐、交通电力中断的时候,是人民子弟兵排除千难万险,第一时间出现在人民面前。1988年,在云南的抗震救灾中,边疆人民发出“解放军来了人心定”的肺腑感慨。抗击冰雪、扑灭大火、搏击台风、决战洪峰……几十年间,无论面临什么样的灾害,这句话始终是人民群众的期待与召唤,也是人民军队义无反顾的责任与担当。2008年,汶川遭遇“5·12”特大地震。13万救灾大军雷霆出击,创造出载入民族精神谱系的伟大抗震精神……危急时刻,青春与生命是军人向人民交出的最有尊严的答卷——“抗洪英雄”李向群20岁的青春铸入抗洪大堤;19位舍生忘死的救灾部队官兵,牺牲在军人的节日——八一建军节;汶川抗震救灾中,邱光华英雄机组5位烈士雄鹰折翼、远翔不归……一个个“最美逆行”“最美背影”“最美睡姿”,成为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最美赞誉。这些牺牲在和平年代、牺牲在保卫人民生命和财产之路上的军人,也成为共和国军民团结、双拥共建的形象标杆。这一时期,双拥模范城创建持续开展,双拥优良传统发扬光大,群众性双拥活动广泛开展。祖国大地上,处处可见军民团结、甘苦与共的动人场景,处处可感受同心协力、众志成城的浓厚氛围。(末完待续)
来源:中国退役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