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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撰文说，自中唐以后，金碧山水（后世称青绿山水）就不再是画坛的主流。因此，《千里江山图》不符合时代审美，必是假画无疑。
有的朋友提出，北宋的王诜善作“青绿山水”，并在士人群体中有一定的影响，是否可说明“青绿山水”在宋代虽不繁荣，但也不是道孤势穷，以此证明《千里江山图》不是假画。
王诜的画，确实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学李成的水墨山水，一是学李思训的青绿设色。《画鉴》中说他“不今不古”，其意大约与我的理解是相似的，即他的画总体上不符合时代审美。
王诜《渔村小雪图》
王诜《渔村小雪图》局部
自哲宗朝，李郭山水便已经失去了画坛主流地位，到了徽宗朝，郭熙的画已经成了宫女们的擦桌布（绢画）。
王诜的画，无论设色还是水墨，基本上都属于“诗意小景”，米芾的《画史》中，也说他学李成，只不过“以金绿为之”，说他的小景“亦墨作平远”，并没有着重提及设色的复古。
王诜的青绿山水
古文运动之前，对于书法是否属于“文”的争论，持观不一，比如著名学者石介就说书法是“微末之事”，文坛祭酒欧阳修在论辩中，也没有能力提高书法的地位，在对书法的认知上，附和了石介的观点，只是强调书写要取法古人，符合规范，不要“特欲与世异而已”。直到苏轼成为文坛祭酒，才把书法、绘画共同列入“文”之一途，并获得了士大夫阶层的广泛共识。但为了区别“画工”，提出了“士夫画”的观念。也就是说，从中国画史的角度看，李思训、李昭道虽擅画，但那时的士大夫并不能援画入“斯文之列”，所以，王诜的再着青绿，同样只是对颜色的一时偏好而已，主要的绘画风格，还是诗意山水。董其昌在鉴定王诜画作的真伪时，不是像普通的鉴定家一样，看墨色、纸张、装裱、题款，而是拿出苏轼的品评诗，看画有无诗意。方法简单粗暴，有诗意即真画，无诗意即伪作。
当然，从画史的角度，遗忘王诜是不应该的。但他的“小青绿”只是北宋画坛上的一朵浪花，连支流都算不上。艺术史就是要梳理脉络，甚至“脉络即一切”。
李昭道 《明皇幸蜀图》
关羽夜读《春秋》，儒雅知义的武将形象，是根据宋以后的文化传统建构出来的。宋太祖于966年命令武臣“读书明治道”，968年明确表示“宰相还是要用读书之人”，影响了宋以后的文化传统-----一个深明大义的武将，其对义的理解，并非出于天性，而是对孔孟之道的学习与体味。不谙熟孔孟之道的武将，顶多是个草莽武夫，不值得垂鉴后世。但以忠义之名成为天下典范的关羽，则必须在能够上阵冲杀的同时，谙熟儒家经典，否则就不值得景仰，更不值得享有与神相同的人间祭祀。文化（包括绘画）亦然，画家并不是要把物象画得惟妙惟肖，而是墨色与物象，是否合乎儒家规范，内含人文，足以化成天下。
苏轼说“画欲不似”，其实是说不要沉溺于物象之中，而要把表达“道”，放在首位，画与文（包括书法）是为“道”服务的。1060至1070年间，古文运动已经统治了思想和文化领域，北宋的知识分子处处“以文载道”。
传为李思训《江帆楼阁图》，局部
1070年，王安石变法，直接取消了诗赋科，科举主要考策和论，文章“载道”的功能被进一步强化。文不能“害道”，成了儒家知识分子的共同价值观。也由此可证，昳丽华美、缤纷绚烂的《千里江山图》，已经不符合北宋中晚期的道德与文化要求，不符合时代审美规范，是后世的伪作。
到了南宋，赵伯驹、赵伯骕等人的仿唐人青绿山水，多数仍然属于“诗意小景”，是北宋“诗意水墨”的延续。在南宋初，人们处于文化的失落之中，追寻唐代的华美昳丽，暂时成为部分士人的追求，但很快，深刻的文化反思就开始了，仿唐画风并没有成为主流。部分史家举出“二赵”的例子，来说明青绿山水在宋代仍然有审美市场，希图力证《千里江山图》是真作，也是徒劳的。
《千里江山图》局部
《千里江山图》画作完成的1113年，正是北宋最后的好时光，女真人刚刚起兵反抗契丹，徽宗皇帝在位13年，承平日久，所好不过是古器山石、珍奇字画，而蔡京投其所好，责令朱冲、朱勉父子搜集“花石纲”，九成宫、延福宫、艮岳、华阳宫等也纷纷修建，同时，将文彦博、司马光、苏轼等109人议罪，皇帝亲撰《元佑党籍碑》。就在“王希孟”的湟湟巨作问世的同一个月，耗费巨大的“玉清昭阳宫”建成。按照中国古代政治礼仪，道宫建成，巨画完工，这应该是大宋朝的一件旷古未有的文化盛事，大可以举国欢庆，以证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巨作夺一时风尚，无论皇帝本人还是艺术宰相蔡京，都不会错失这一宣传良机。
“王希孟”的巨作不可谓不“盛”，长大约12米，在当时来看，是史上第一巨画；复古唐代画风，自唐中期渐少共鸣的李思训、李昭道金碧画法，又重见天日；此画为皇帝亲自指导，又适逢神宫落成，党人尽黜，朝堂团结，满目全是皇帝喜欢和拥护新政的人，难道不应该藉此机会，君臣雅集，并责令蔡攸等文豪“作文以记之吗？难道徽宗皇帝辛勤指导画学生“希孟”而产生的伟大文化成果，不值得召集翰林画院的待诏、应奉、画史、入阁们，以及图画院的待诏、候补、艺学、学生们，举行盛大的帝国图画研究会，总结伟大皇帝的艺术教育经验，并传之天下，以利万众景仰、万民学习吗？
然而，没有，全没有。皇帝把如此稀世宝卷悄悄送给宠臣蔡京，而精通书画的宠臣也对皇帝的低调心领神会，拿回家就压了箱底。
《千里江山图》局部
没有任何当朝文士画家看过这幅画，包括蔡京的亲儿子---徽宗朝的“司马光”蔡攸，没有任何当朝文士为此画写过片纸只字，天下人对皇帝的伟大艺术贡献令人难以置信的漠然。《千里江山图》在清初出现之前，也没有进过任何知名收藏家的购藏单、没出现在任何雅集的现场。也就是说，这幅画只有无法证明的出生，没有人看见的成长，却突然在清初出现了，成了一个神仙一样的翩翩公子。
至于平生只有此幅画作，画完此画即死的18岁“天才少年”希孟，完成了这么伟大的作品，为何在史上没有任何记录，翰林画院和图画院的各类人物没有一人提到过他，好像他是单独羁押、与世隔绝却能得到皇帝亲自指点的特殊囚徒，这样诡异的故事，就更用不着辩驳了。
关于元代收藏家溥光和尚与此画的故事，我曾在《北京晚报》上刊发过长篇文章予以说明，在此不多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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