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研究有两个领域，一个是对字进行释读，即在甲骨文与现代文字之间建立对应，确定甲骨文中的某个字，就是现代文字中的某个字。第二是字源研究，确定甲骨文字形的取象和含义。
甲骨文发现已经120年，对甲骨文的研究也持续的120年，也取得了丰硕的成绩。但是，这些成绩主要集中第一个领域，集中在对甲骨文的释读上。而在第二个领域，在字源研究上，几乎为零，甚至为负。说是零，因为现代人对甲骨文的资源依然是一无所知；说是负，因为现代人对甲骨文字源也的确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全部是“忘文生形”的牵强附会、胡说八道。
为什么在甲骨文研究上，释读研究容易，而字源研究困难？释读工作仅仅是建立从甲骨文到现代文字之间演变的“文字链”。这条“文字链”的建立，是通过从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中找出象近字形，而拼接完成的，只需知道字形的相近、相关联，而无需知道字形本身的含义，即无需知道字源。
也就是说，对甲骨文的释读研究，只需要甲骨文业已产生之后的文字演变史，而无需关心甲骨文产生之时，以及之前的历史。只需关心甲骨文产生之后的字形演变，而无需关心甲骨文是如何产生的，无需关心每一个字的造字依据，为每个字形所赋予的内涵。
而且，从东汉许慎之后，汉字文字链是完整的，而且在《说文解字》中，许慎还保存了一些之前的古字形。也就是说，汉字文字链的中断，仅仅是从甲骨文到东汉文字之间。建立文字链只需建立到从甲骨文到《说文解字》之间就行了。
通过考古所发现的钟鼎文（金文），以及汉代的简书，再参考《说文解字》等其他文献中所保存的古字形，就可以将从甲骨文到《说文解字》所断裂的文字链修复，从而完成从甲骨文到现代文字之间完整文字链的建立，这样就实现了甲骨文的释读。
也可以说，甲骨文的释读工具，仅仅是技术上的字形演变的考据、考证，并不涉及字形的含义。当然这个工作也是非常艰辛、繁琐繁杂的。因为要处理大量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120年的甲骨文研究工作，主要是集中在这个方面，其成绩也是在这个方面。
但是，甲骨文字源的研究，从根本上来说，与字形的如何演变无关，与文字链无关，而是关注甲骨文字形的内涵，关注当时的造字师为什么这么设计字形。
因此，大家一定要清楚，在甲骨文研究领域，释读研究与字源研究是两个根本不同领域，释读研究仅仅关注字形的技术上演变，而字源研究则是关注字形的内涵。
目前甲骨文学者都是释读研究者，而非字源研究者，在释读研究上是内行，但在字源研究上是外行。
也可以这么说，释读研究是研究甲骨文的外在的肉体，字源研究才是研究甲骨文的内在灵魂。目前的甲骨文研究，仅仅停留在释读上，仅仅停留在肉体上，在字源研究上，在灵魂的研究上，依然还是处女地。
应该对甲骨文研究进行方向性的调整，将研究重心从释读上转移到字源上，从外在肉体上，转移到内在灵魂上。这种变化将是革命性的、颠覆性的，因为这涉及到基本理念的变化，涉及到方法范式的变化。
用于释读研究的基本理念、基本假设和方法范式，对于字源研究是不适合的，需要树立新的理念和假设，建立新的方法范式。
在基本假设和方法范式上，最大的问题是西化，以西方对文字、文化和历史态度来对待甲骨文，而没有注意到汉字、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是独一无二的，西方的文字、文化和历史，在中国面前是落后的、浅薄的，因此，西方对文字、文化、历史的理解也是肤浅的、幼稚的。
这种甲骨文研究理念和方法上西化，是受“民国文化”、“新文化”影响的产物。甲骨文研究的奠基阶段，也是高潮阶段，就是发生在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时期。但是，民国文化、新文化，其实质是从日本搬运来的“脱亚入欧”文化。
“脱亚入欧”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基本原则。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同期发生，也是日本对西方列强侵略的反应。“托亚入欧”的实质是“脱中入欧”、“脱儒入西”。当时的日本“思想家”认为，西方文明远比中国文明先进，并且将日本的落后归根于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于是他们开始彻底否定儒家，否定中国的文化和历史，甚至恶毒攻击。但是，洋务运动的基本原则恰恰与明治维新相反是，是“中体西用”。
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惨败，这导致中国对洋务运动的彻底否定，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彻底肯定，并掀起一股日本热。大批年轻人留学日本，这是近代史上第一次留学热。于是这批留学生将日本的“脱亚入欧”、“脱儒入西”文化“拿来主义”到中国，形成“民国文化”、“新文化”。开始彻底否定儒家，彻底否定中国的文化和历史。
在“民国文化”、“新文化”的影响之下，甲骨文研究就形成两个错误的基本假设。一个是将文字视作表达语言的工具，是语言的符号化、书面化。另一个则是将汉字视作象形文字，其字形来自对具体形象的模拟。
但是，汉字的根本目的并非去表达语言，而是去表达“意”。而且这个“意”并非个人化的意念，而是等同于“义”的共识性的“意”。“义”与“道”同，因此，文字的目的是“文以载道”。
同时，在甲骨文之前，中国早已存在成熟的符号系统，包括八卦符号系统以及契约符号系统。契约符号包括结绳符号和书契符号。甲骨文在造字时，无论是基本理念上，还是字形构造上，都对此前的符号系统进行了继承。尤其是在字形构造上，更是直接对契约符号进行了借用。
一旦将甲骨文错误假定成象形文字，错误地假定成是表达语言的工具，就会对其中所蕴含的“意”、“义”视而不见，就会对其对结绳和书契符号的借用视而不见。
因此，甲骨文研究不仅需要对研究重心进行方向性改变，而且在基本假设和研究方法上，也需要进行范式性地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