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俊达
一、总政回复：
赵国璋同志对革命有过特殊贡献
       1971年4月，离职休养多年的父亲赵国璋在四川乐山病危，由于车程要5个多小时且路况较差，一些老同志提议可否请成都军区派直升机接至成都抢救？那年月，这样调用直升机极为少见，然而，层层上报后，解放军总政治部很快回复：赵国璋同志对革命有过特殊贡献，同意派出直升机接往成都抢救。当月22日，乐山历史上第一次落下直升机，将父亲接到成都军区总医院。
1972年6月29日，父亲再次病危，依照前例，直升机又一次降落乐山。不幸，三天后父亲在成都与世长辞，享年55岁。
1972年7月9日，经解放军总政治部同意，民政部批准父亲为“革命烈士”。
我从记事开始，最爱听的就是父亲讲述他在战争年代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父亲1964年因病离职休养后，我听到的故事就更多了。陪伴我成长的，不仅有父亲的故事，还有父亲的期待。在我即将离家参军之时，父亲提笔赋诗抒怀：
 
感         怀
一九七一年春节后，吾儿俊达将离家入伍，每于病榻前与之谈论至深夜，老母频催，仍不忍离去。
             入伍离家意缠绵  深夜犹坐病父前
欲尽心中无限事  阿娘频催早安眠
                     

父亲曾是隐蔽战线的一名战士，离世时我才十七岁。他究竟为革命做出了什么“特殊贡献”？这个问题一直萦绕我的心头。
如今，我已退休，有了空闲时间，带着这个疑问，在整理父亲留下的笔记和遗物过程中，开始尝试着还原父亲的那段人生轨迹。
二、长春起义临时指挥所
在父亲的宿舍秘密开设
 
1948年，父亲在驻守长春的原属云南地方武装的国民党第六十军（以下均简称六十军）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公开身份是该军第一八二师五四五团副团长。
父亲有两张珍藏的老照片，一张是他在夏天穿着美式军装，站立在花园的围栏边，他的卧室就在花园后边的平房里；另一张则是他的卧室内景，房间里面有一张钢丝床、两张沙发，十分简洁，画面之外还有一套办公桌、椅。


这两张照片拍摄的就是父亲在裕昌源面粉厂五四五团驻地宿舍的内、外景。
那时，父亲开始学习摄影，尝试着拍了一些照片，尤其是在长春、吉林和周边地区，拍得更多一些，这不过是他习作中很常见的两张照片。可是谁曾想到，拍下这两张看似平常的照片不过几个月，六十军在长春反蒋起义的临时指挥所就设立在这栋平房里，而父亲的卧室则成为六十军曾泽生军长指挥起义的办公室。
1948年10月，那是父亲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秋天。历经各种艰难险阻之后，长春即将解放，黎明曙光渐现。父亲曾经细心记录下了当年栖身虎穴迎接曙光的日日夜夜，其中写到了自己卧室在长春起义中的特殊用途以及起义之后受领的一项重要任务：
经林总认可起义，曾军长即移驻我的卧室并宣布起义，调转枪口向新七军佈防。刘浩代表来此，劝降郑匪未成。次日六十军向卡伦退出，独九师等接防，并即开始攻击，敌军纷纷投降。郑于18日投诚。我随联络处到长帮助清理工作。

父亲地下工作笔记影印件之一
父亲多年来对于曾军长开设临时指挥所并载入史册的历史时刻念念不忘，回忆起来，恍如昨日。
10月16日夜，曾泽生军长对六十军进行了反蒋起义动员。鉴于原来的军指挥所已经暴露，又鉴于当时的军参谋长徐树民是国民党中央为了对六十军“掺沙子”而派来的，动员起义前即被扣押，且六十军军部人员政治背景比较复杂，为了安全、顺利地指挥全军起义，曾军长决定带少数精干人员，在所属第一八二师五四五团秘密开设军临时指挥所，并亲自打电话通知了朱光云团长。
五四五团是六十军当时唯一没有受到东北人民解放军歼灭性打击的一个步兵团，又是全军的主力团，实力保存相对完好。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和该军第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都很看重这个团。但曾军长当时不会想到，这个让他十分信赖的五四五团，我党经过多年的争取工作，已经建立了较好的工作基础——团长朱光云是父亲在中央军校（又称黄埔军校）十一期炮科的同班同学，成为地下党的重点培养对象后，曾两次与地下党准备实施该团单独起义以策应我军解放长春。
曾军长的选择安排与地下党的秘密计划，可谓天作之合。
三、地下党安排党中央派来的特使刘浩同志密见陇耀师长地下党争取六十军起义最重要的工作节点，是一年多前的1947年6月，父亲协助六十军副官处处长、地下党工委书记杨重（回解放区后改名杨滨），安排党中央派来的刘浩秘密会见了六十军暂编二十一师少将师长陇耀。
1946年4月29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同志在延安枣园接见了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云南籍干部刘浩，当面交代让其赴东北直接领导对国民党滇系部队的策反工作。
其间，朱德总司令作为滇军老前辈，向刘浩特别交代过重点争取对象：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他的地位虽然没军长高，但他出身大凉山彝族奴隶主世家，是“云南王”龙云、卢汉同族亲戚，又是当年他们起家培植的军官候补生队的首批学员，加上性格豪爽，疏财仗义，敢作敢为，成为滇军的中坚。他们用陇耀来笼络这批候补生，陇耀因此而有“卢汉的人事处长”之称。
刘浩到东北后，就任中共东北局滇军工作委员会副书记。1947年5月下旬，刘浩潜入六十军。时任暂编二十一师代理参谋主任的父亲回忆，他去哨卡接刘浩的时候，着实吓出一身冷汗——万万没想到，坐在马车上的刘浩，还随车带了一部电台。只要有人检查，立刻暴露！一到住处，父亲就埋怨刘浩“太危险了！”刘浩却哈哈大笑：“我到敌占区进进出出还从没出过事，这次有你在，怕什么？”
没过几天，暂编二十一师奉命从海龙移防吉林市，由于地下党及时送出情报，致使该师途中遭到人民解放军歼灭性打击。师长陇耀狼狈逃回吉林后，怨天尤人，气急败坏。
父亲的记录是这样的：
4.30 我随伪21师残部奉命于本夜自海龙向永吉突围。31日中午在盘石与我（笔者注：即东北人民解放军）独四师遭遇，当晚被困于葫芦沟。31日晨突围到达黄河岩，杀鸡宰猪大肆掳掠。5月1日沿途被我（笔者注：即东北人民解放军）尾追伏击。中午在吉昌镇与我（笔者注：即东北人民解放军）六纵16师遭遇，全歼一三两团。后卫师直与二团转向双阳方向于二日拂晓又在烧锅街被我（笔者注：即东北人民解放军）全歼。师长陇耀便衣逃脱……
那时陇耀情绪自然十分暴躁。上级党组织当时很希望陇耀能认清形势，投向人民。由于刘少奇同志有过“依靠党的政策和我军打击的威力积极做好滇军将领策反工作”的明确指示，按照上级党组织的要求，父亲认真写了一份关于陇耀近况的材料，特别把陇耀的心情、期望和国民党东北长官部以及六十军对陇耀的态度都作了详细报告。刘浩在看了这份报告之后，觉得时机不错，准备当面策反陇耀。刘浩同志回忆说：       
据地下党员、暂编二十一师参谋主任赵国璋同志反映：陇耀气很大，骂孙立人梁华盛歧视滇军，怨曾泽生、白肇学接应不力，说：‘天天受中央军的窝囊气，再这样下去我不干了。’我认为这正是利用矛盾做陇耀工作的好机会。但地下党内部分同志考虑到陇耀打了败仗心中有气，怕我安全没保障。当时我说，陇耀的工作非做不可，这是朱总司令的指示，也是东北局、东北军区交给我的任务；（引自刘浩 《策反滇军工作的回忆》  中国共产党在滇军中的工作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3年12月 ）
 当时六十军地下党领导人杨重（公开身份是六十军军部副官处长，回到解放区后改名杨滨）回忆说：
我和刘浩同志商量，采用何种方式，去和陇耀面谈把民主联军总部和潘朔端等给曾泽生和陇耀的信当面交给陇耀，以作曾泽生和陇耀的工作。同时还征求了范啸谷、赵国璋、李竞同志的意见。赵国璋时任暂二十一师参谋主任，同陇耀接触多，关系好，他先摸清陇耀身边没人和情绪好时，就来通知我去“搭桥“。（引自杨滨  《回忆我党在国民党六十军的地下工作》吉林市文史资料第二辑  1984年3月）
刘浩这里说的“地下党内部分同志“也许包括父亲。因为父亲就在陇耀身边工作，情况了解得更多一些。1986年4月，我去看望杨滨伯伯，他和我笑着谈起了这件事：我看过你父亲关于陇耀情况的报告后，我对你父亲说，我觉得刘浩去见陇耀目前条件不成熟，太危险，但刘浩坚持要尽快去见他，他觉得去见过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几次，也没什么事，而且他和云南地方势力高层的一些人物还有亲戚关系。这次你觉得行吗？你父亲大吃一惊说到，陇耀是彝族奴隶主出身，从军多年，性格既有豁达大度的一面，也有刚硬强悍的一面，尤其是治军手段素来严酷，在六十军中是有颇名气的。最近陇耀情绪非常糟糕，曾泽生来看他，居然把曾泽生给顶撞了一顿，这可是从未有过的。这种情况下刘浩急着去见他未免太危险了！我听了也是感到很为难，就对你父亲说，陇耀的情况你最清楚，可以当面和刘浩同志谈谈，一起研究一下怎么办为好。
父亲的记忆中，刘浩同志虽然年轻，但是经验丰富，办法很多，也很勇敢，不怕困难，不过对国民党军队的具体情况、特别是一些封建性比较浓厚的国民党军官特点似乎了解不多。刘浩同志当面谈起他的打算，父亲则把陇耀的具体情况作了介绍。刘浩同志说：陇耀的工作必须去做，这是朱总司令的指示，也是东北局、东北军区交给我的任务，朱总司令在延安曾当面交代：陇耀是我党争取六十军的关键人物，一定要做好他的工作。而且陇耀处在这种情况之下，国民党嫡系部队与滇军矛盾重重，六十军进退维谷，陇耀会留条后路的，我还有些云南的上层关系，他不会把我怎么样。
父亲听完之后说到，党中央、朱总司令交代的任务，当然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全力以赴去努力完成。但无论怎样，你的安全是保证完任务的基本前提，必须有勇有谋，不能急于求成。几个人商量之后一致认为，六十军和九十三军不同，这可不是“单刀赴会”那么简单，要想成功见面就要形成一个比较可靠的见面环境，再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目前条件还不成熟。刘浩和杨重同志当面交代父亲：这几天你哪里都不要去，就守在陇耀身边，经常和他聊聊天，宽宽他的心，尽量使他情绪缓和下来，这样比较稳妥，有利于保证刘浩同志安全，去完成党中央、朱总司令交代的任务。注意一旦见面条件成熟就马上向杨重同志报告。刘浩同志还特别对父亲说到：外面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城里有地下党周到细致的工作，你就放心吧！
陇耀和父亲的关系比较密切，他曾要父亲把很多文件事先浏览一遍，再向他分类呈报。按照刘浩同志的要求，那段时间父亲除了多去接触陇耀之外，还尤其注意“报喜不报忧”，告诉旁人“少去打扰师长，多为师长分忧”。经过几天精心的准备，陇耀的情绪逐步平稳下来，有一天，父亲收到一份公函，说是暂编二十一师的补充要求已开始办理云云，这可是陇耀盼望的一件好事，父亲当即向他报告了此事，果然陇耀心情大好。父亲立即打电话报告杨重：师长在办公室，处长可以来了。杨重同志很快就来到二十一师师部，见到陇耀，安排了第二天刘浩和他的这次会面。
 陇耀那时已经感受到，在国民党统治下，在云南也好，到东北也罢，受人排挤，四处碰壁，面对强敌，日子实在难过，因而双方谈的气氛倒还融洽。但在那时，六十军还没有到“军事输光、政治无望”的地步，因而在改弦易帜、投向人民这个关键问题上，陇耀却是犹豫不决。但刘浩分析的形势，交代的政策，转达朱总司令的期待，深深植入了陇耀的心底。这次谈话打动了陇耀，他开始从军事上的一次次失败中得到启发，一步步看到了共产党的光明和对国民党的失望。
刘浩离开后，地下党对陇耀的争取工作一直以各种方式在积极进行，而我党的政策和我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则是地下党工作最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国民党也在以各种方式拼命稳住陇耀，加上云南地方封建团体的力量，陇耀的思想也难免出现反复而在两个阵营之间摇摆不定。
时间很快就到了1948年2月，因地下党员、一八二师五四五团副团长范啸谷同志不幸牺牲，为使地下党在这个团的工作不致中断，父亲设法通过陇耀的关系，接任该团副团长。临上任前，陇耀由于和父亲关系一直很密切，又出于培植自家势力的考虑，单独约父亲吃了一顿饭。席间，父亲借机又一次劝说陇耀认清形势，把握时机，不要误了他自己和那么多家乡子弟。
陇耀于1955年转业到四川乐山行署任副专员。晚年，生性豪爽、豁达、率真的陇耀伯伯与我多次敞开心扉地回忆往事。有一次他笑着谈起这次吃饭的情况：当时我不知道你父亲的真实身份。这个仗是打不下去了，但又怎么办？你父亲劝我去找杨重想想办法。当时我还觉得你父亲很好笑！怎么找啊？去年人家找我我不干，现在去找人家，又该怎么讲？当然，还有其他顾虑，只有以后等机会了。那天晚上本想进一步拉拢你父亲，可是他这么一讲，弄得我心情很不好，酒也喝多了，说了很多大实话。
父亲在调离暂编二十一师后，按照上级组织的要求，经常回去探望这位老长官，陇耀也很高兴父亲去看他。特别是长春被围，敌我双方僵持之中，闲暇时间倒也不少。父亲每次去，事先都会仔细做好准备，这样就能在天南海北的聊天之中开展工作。刘浩同志曾经回忆说：
赵国璋同志在1948年9月，还同陇耀做过一次很长时间的谈话，陇耀在同赵国璋的谈话中，曾说他再也受不了这窝囊气，他也向曾泽生军长提出“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赵国璋问他怎么办，陇耀低头沉思一会说：“看军长怎么办。”（引自刘浩《我参加争取滇军工作的回忆》 吉林市文史资料第二辑 1984年3月），
那时的陇耀应该已经准备支持曾泽生发动长春起义了。一年多来，从陇耀的转变中也可以看出，共产党对滇军的情况可谓了如指掌，洞若观火，决策何等英明！六十军地下党按照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同志的指示精神，在东北局、东北军区领导下，争取陇耀的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果。在酝酿长春起义的过程中，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几度消极，摇摆不定，陇耀却始终坚定地支持曾泽生军长的主张，力劝白肇学改弦更张，为实现长春起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未完待续... ...
战友你好

    峥嵘岁月，也许曾经你也穿过那一身绿色的军装，或者你的父辈曾经金戈铁骑战场厮杀过，这世上只有一种职业是把职务扛在肩膀上，把荣誉别在胸前的，那就是军人。苍老是人生不可避免的过程，在你白发苍苍之时又有谁知道那些曾经辉煌的过去？与其被遗忘莫不如编辑成册，让后人敬仰，也让您的子女后代知道您的过去。欢迎各位复转战友，在编战友，军迷等，将你曾经所见所闻的军旅故事编辑成文向我们投稿，我们将免费为您刊登，永久保存！各军军史相关内容，摄影书法作品、诗歌等等，都在欢迎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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