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发了篇和伍德斯托克相关的《青年学报》“季度焦点”文章，本想这么长的文章没人看，想不到反馈还不错。不少人还表示喜欢读有点思考深度的文章。那好吧，我就陆续把“季度焦点”的文章都贴出来，这篇是这个栏目的第十篇，刊于今年第四期《青年学报》。
本期的嘉宾是：徐冰，资深音乐媒体人、乐评人，上海流行音乐协会副会长、中国流行音乐协会理事，上海教育电视台音乐总监；刘建州，上海市委党校教授
 
陆新和：这次讨论的主题是关于流量和内容，起因是前一阵周杰伦和蔡徐坤的粉丝大战，是比较典型的两代青年文化的碰撞。徐冰老师是上海资深的音乐媒体人，流行音乐推手，当年非常风靡的流行音乐排行榜，就是他做出来的，也推出过多位流行歌星。这几年徐老师对流行音乐包括流行文化做了不少研究，出了几本书。
刘宏森：刘建州教授是学术新锐，年轻的知名学者，非常敏锐，对这个话题应该是有思考的。
陆新和：＂坤伦" 事件很有意思，一般认为是内容和流量两个时代的冲突。相关也有《哪吒》的大卖和《上海堡垒》的滑铁卢，原先大家都比较看好《上海堡垒》，因为有之前《流浪地球》的铺垫，科幻很热，又有小鲜肉，上海本身也是一个大IP等等，属于自带流量型。
《哪吒》一开始人们并不太看好，做得这么丑，中国动画本身也没太多人看好，但想不到它现在票房是中国史上第二了，超过《流浪地球》。
另外就是线下消费，原先的超市、卖场做不下去了，家乐福卖了，高岛屋要回去了，但是Costco进来被挤爆，你说到底是内容取胜还是流量取胜？这些事情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今天叫流量时代。
超话一定程度已经被AI控制了，类似百度的机器人刷票，本来前提是有需求的人点击，但现在像敲木鱼一样，是机器人，这是非常可怕的。蔡徐坤和周杰伦也是类似，大量的水票，这个流量和我们真正喜欢所带来的流量不一样。
反过来，流量再大没有好的内容也站不住脚，所以今天请两位专家一起讨论一下，流量和内容如何去平衡？
流量时代仍然需要内容的托底，AI时代面临新的身份认同
徐 冰：如果没有鹿晗这个流量明星，我估计《上海堡垒》一点几亿的票房都没有。现在所谓顶级流量明星的死忠粉都要几百万，就算他将近两百万的粉丝捧场，理论上票房也要八千万。所以流量明星带来的效应还是比较实在的，他有这样一个流量地位。据说27%的”头部内容＂，占用了平台80%多的数据关注，也就是所谓的二八定律，这个很厉害，新经济时代更明显了。
陆新和：但是《哪吒》好像没有流量明星，《流浪地球》还是新人，但它的票房冲得这么高，又怎么理解呢？
徐 冰：时代在进步，文化总是在某个时期推出一个现象级的作品。某些作品一旦创意、内容达到一定量爆发了，就像流行音乐一样，突然出来大量明星，这个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也有相当的必然性，比如说科技、媒体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关注达到一定量了。
《哪吒》的走红可能有很多原因，比如内容本身达到了社会期待，看完以后口碑留下了冲击力。所谓流量和内容，内容肯定在。我对流量的理解一个是真流量，另一个是假流量，你像吴亦凡在美国排冠军，美国人也很惊讶，后来发现是假的。一些所谓的流量明星，确实有很多泡沫。现在也有一些规章制度来控制它，包括电影刷票也比较少了。真流量的前提肯定更多是内容扎实。
陆新和：比如蔡徐坤，之前没听说过，现在知道了，但不知道他有什么作品。其实周杰伦也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流量明星，但几首歌至少是能说出的。没有内容的流量明星有什么意义呢？
徐 冰：他也有一些作品，没有保底的东西不可能这样的，但确实大量是靠包装。粉丝组织很强大，里面每个人都有分工，效率极高。 周杰伦时代可能是靠歌，靠内容堆积起来的粉丝，现在不单单靠内容，还要靠包装，本质有点不一样。
另外，我们都知道，人比较容易受影响的年龄是十八九岁，这也是审美定型的年龄。我们那时候是披头士、罗大佑，今天就是蔡徐坤等等。他们周围的学生都是蔡徐坤，你如果不进入蔡徐坤的圈层，就不能进入到他们中间。
陆新和：这个可以理解，只是罗大佑他们的歌是唱出了同时代青年人的心声，表示那个时代青年文化的。歌手如果风格变了，歌迷还会去抗议，就像鲍勃.迪伦那样。我确实不清楚，蔡徐坤和今天的粉丝群体是一种怎样的互动模式？
徐 冰：我也研究了一些流行的歌曲主题，好像有他们一些关键词的东西，也是抓住了和粉丝匹配的东西。
刘宏森：这个我非常认同，他们有他们的内容，只是我们不懂而已。
徐    冰：不能因为我们是权威，就认为他们不好。有时候觉得很可笑，我们流行音乐的评委都是五六十岁的人。
刘建洲：因为大环境的变化，很多研究者开始从传统研究领域转向一些貌似很”新潮＂ 的领域，有的甚至自己成为主播，体验打赏、粉丝经济等等。特别是新生代学者，在数字资本主义框架内对新型数字劳工的形成机制、薪酬分配、组织控制等进行颇有冲击力的研究。从社会资源动员的角度来看，粉丝经济背后蕴含的不仅仅是巨大的商业利益，如果往社会和政治领域拓展，未来社会转型的动力机制都可能发生巨变。
讲到流量造假，已经开始引起业界的重视。一些公司开始改变内容与流量的评价标准，更多注重内容的生产。有位研究人工智能的朋友在德国读博士，前不久称自己为腾讯新闻写了篇四五千字的稿子，拿了 9 千多块钱稿费，平均一个字合人民币2元。他一个身价上亿的富二代朋友极为羡慕，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够证明自己，加入内容生产者的队伍。从这里面，我们能够读到一种关于身份认同的危机。其实《哪吒》同样是一个身份认同的故事。
最近有一个很有名的片子《美国工厂》，其实国外类似片子挺多的。很早以前看过一个和劳动相关的经典片《小鸡快跑》，鸡一生下来的使命就是下蛋，不停下蛋，如果产量下降了就把你做成吃的。它们中的觉醒者试图飞出养鸡场，还教其他的鸡怎么练习飞翔，这是一个人类异化劳动的隐喻。AI时代仅仅是转换了问题的形式，本质上还是诸如异化、乌托邦、抗争、自我身份认同等等。
《上海堡垒》，包括《流浪地球》，也是把个人身份认同与商业大片的营销策略交织在一起。AI时代，代言人的身份也发生了巨变，阿迪达斯做运动品牌营销，以前是找体育明星和公众人物做代言，现在开始用粉丝作为营销载体。在流量和内容的取舍和权衡上，市场是最敏感的感受器。以前是流量为王，现在是流量即内容，内容即流量。
内容和流量的关系，也是时代转型的晴雨表。今天的流量和内容主要是为利润和商业目的服务，但也产生了一些意外的后果，也许应该预设各种可能发展的路径及其风险。
徐 冰：中国的偶像经济时代，一个典型案例就是超女李宇春，她是全部靠手机投票出来的，这其实引起了传统社会的警惕，为什么第二届开始不允许了呢？全民都在投票，投票意识，这个引申出去比较危险。
陆新和：微博超话实际上和当年的超女有点相似，也全部是依赖粉丝投票。今天流量时代的特点、话语体系、内容都不一样了，我们确实要在这个基础上去理解他们。但是，今天的流量，已经不是微博刚起来或者 5 年前的流量概念了，今天类似超话这样的流量，相当程度上是被资本、金融、大机构所操纵的。今天所谓的流量明星不是真正靠他的内容或者影响力来吸引粉丝，从而成为一个流量明星的，很有可能是一个机构炒作了他。
比如像微博送花，蔡徐坤的超话里面送了500 多万朵花，一朵花两块钱，微博的收入就是一千多万。这背后是资本操纵，不是我们以前讲的青少年需求，青少年文化或者自发的喜爱。明星讨好粉丝，通过各种互动越来越热，今天所谓流量金融化，每一个流量背后都是可以赚钱的，是资本可以控制的。
刘建洲：现在的孩子社会化的环境和我们以前大不相同，虚拟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的问题比较严重，包括社交活动商业化。记得我们童年的玩具，很少有商品化的道具，现在什么都是商品化的， 甚至形成了产业。不久前幼儿园让孩子做飞行器到学校展示，发现中班的小朋友居然能够做出电动飞机，原来网上有大量的相关店铺。如果游戏玩具过分商品化或者资本化，消极后果是什么？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时代的精神病灶，都会有认同危机的表现形式，都需要一些方式和载体来消解这些危机。在研究重大劳工事件时，发现部分名校学子宁愿牺牲自己的学业，走到工厂里面去共同劳动，希望走五四前辈工学结合的路；当然，也有穿上军装真的重走某某路的。究竟那种道路在以后的历史叙事中会否成为主流？这还是一个未知的、开放的问题。
明星制造的工厂化让流量日显重要，缺乏内容的流量一代将会如何形成自己的文化？
徐  冰：陆老师说现在是新流量时代，有一个特征就是偶像制造的倍速生产。现在偶像的培养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一个节目三个月就可以制造几个偶像出来。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背后是谁在做这个事情？ 是什么文化品质的人在做这个事情？ 以什么标准来衡量成败？ 除了是否赚钱以外，是否要考虑产品的社会价值？ 到最后还是看内容。
我相信管理体系有他自己的出发点和目标，社会还是有一个明显的笼子围着，所以任何制作人、操盘手都要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唱，它本身也是反叛，骂人之类的，哪怕这个流量明星可以产生极大的效益，也会出现瓶颈。很多的成功有偶然因素，为什么那些顶级培养流量明星的平台，类似《中国好声音》第四、第五季就不火了？现在流量明星可能就三、四年一代人，我们那时候十年一代人。以前写书写文章都是十年评价一个明星，现在就不行了。
陆新和：就青年文化来说，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电竞，青年文化到了电竞时代，它是如何表现和承载的？无论是六十年代的摇滚，七十年代的朋克，还是八十年代中国青年文化的高峰，我们可以说很多当年的青年文化。九十年代也可以说，全面经商，中国出现了 BAT等等这些公司，人们的智慧开始投入到商业里面了。
接下来所谓的流量青年，再过多少年之后，他们留给这个社会是以什么展现的？过去我们可以理解，后来我们理解不了，他们会生发出新的语词系统。你说说唱，我听过好几个美国说唱歌手的歌，很多脏话，这些歌听起来很爽，尤其是开车的时候，但我觉得完全能听懂，也可以接受。现在新一代的美国潮流明星，也有她们的歌，至少小孩子可以朗朗上口。我没听过蔡徐坤，一点没有概念，至少美国的所谓最新一代潮流歌手，也没有让我感觉有太大的不一样，可能用的词语、形体表现更潮流化一点。我上个月在芝加哥听芭芭拉·史翠姗的音乐会，本来叫一个 12岁的小女孩一起去， 她说不知道芭芭拉·史翠姗是谁，不去了。对我们来说一个了不起的大明星，对她来说毫无意义。
她们这一批 00 后喜欢的是Ariana Grande这样的潮流明星，而最戏剧性的是作为77岁芭芭拉·史翠姗嘉宾歌手的正是Ariana Grande，就是让那些中小学生尖叫的明星，奶奶级和孙女级的歌手同声合唱，非常融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手，但音乐还是相通的。
徐 冰：确实是的，真正顶级的英雄带领潮流的时代，在各种沉淀以后，会产生这样一个人。同样的困惑我们二十年前也有过，邓丽君时代过去了，八、九十年代四大天王、李宗盛，后来的周杰伦等等会出现。任何流量明星，无论真假，归根到底还是要有一个平衡点。
歌坛更多鼓励你是创作人，歌是你自己写，自己唱出来。我相信一定会出现周杰伦一样的人，但这不是计划出来的，可能莫名其妙就产生了，就像《成都》一样。这首歌的IP每年给成都带来很高的软经济，而且让它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打造中国的音乐之都。
陆新和：罗大佑甚至再早一点的时代，你听周杰伦的歌可能会不喜欢，但还是在说人话，只是说的方式不一样。我觉得现在不说人话了，流量明星整个游戏化。你会发现整个氛围，整个青少年文化阶层，明星的产生、青少年的参与，跟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从娱乐甚至到生活，完全是游戏化的状态，有时候不是因为真正喜欢这个，打中了我的心灵，而是为了游戏。甚至中老年生活也游戏化了，天天走路是为了步数第一、第二名，不是为了健康。有一次看到一个朋友坐在车上不断地晃手机，我问他干吗？他说在攒步数，因为有一个朋友老是超过他，他不甘心。
刘建洲：强迫症了。
陆新和：目标都游戏化了。
刘建洲：这个还是蛮可怕的。现在流行内容与新媒体的结合，产出的是影响力和商业价值。包括传统的党课也与新媒体结合，追求形式创新和流量覆盖，但是否入脑走心还有待深入研究。 一般来说，既然是流量作为评价导向，总归是有一定的水分。现在达到一定的流量（微信10 万 +，微博100 万+），就不再发布真实流量了，这样一定程度消除了比较的焦虑带来的内容损伤。但是你会发现，没有了流量比较，内在的焦虑还在那里发酵。一个学习 App，差不多好几千万人都在上面浏览、答题、赛积分，感觉回到了全民大炼钢铁的时代。这么多人在上面参与这个游戏，浪费了多少工作时间？究竟是促进了认同还是造成了心理逆反？所以，流量和内容一旦走出商业领域，迈向社会和政治领域，其实需要遵循不同的制度规则，顺应不同的实践逻辑，所幸高层的纠偏很及时。现在学界很关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数据伦理问题，流量经济同样需要伦理的规范与制约，比如人脸识别。
陆新和：人脸识别是个双刃剑，国外有些地方也有立法禁止的。据说旧金山前一阵立法禁止警察局用人脸识别去抓罪犯。他们认为这不是个人隐私问题，是人的尊严问题，当人连尊严都没有的时候，安全不重要。
徐 冰：不同地区价值观不一样，我们这里可以，那里不可以的。我们看文化、听音乐，有很明显的地域化。今天有一个特征就是娱乐化、游戏化，任何东西都追求好玩。
陆新和：一个是好玩，还有喜欢这个人或歌。 我去听歌、看演唱会，有的真喜欢，有的是稍微有一点喜欢，还有就是一点不喜欢。 而投票可能就是看有什么利益。
徐  冰：是的。 中国影视明星化这两年学的比较多的是韩国。相对来说韩国模式更受资本青睐，主要就是强调娱乐化，强调明星。
话说回来，以前我们写歌像歌，现在不像歌，但还是符合其背后支撑的游戏规则的，只不过这个规则我们不理解。流量还是内容，其实在流行歌坛里很简单一句话，歌带人还是人带歌？歌就是内容，明星就是流量。有的歌手一首歌把他捧红了，内容带流量，有些人很有名，但是歌不知道，这两者是不矛盾的，未来也是一样。将来肯定会有头部的流量带动的东西，像周杰伦这样的一定会产生的，可能制作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刘宏森：现在缺个罗大佑那样与时代不一样的人，也许也有，但是三四年以后就被时代掩盖掉了。我想有这样两个原因，一是他有很长的酝酿期，今天潮流变得太快，根本来不及酝酿。第二是去中心化，人群的集聚也是去中心化，就像散点透视。流行文化里面，也有同样的问题。
徐  冰：政治也是一样，特朗普很多政策都是短期的。娱乐也一样，他来不及沉淀。 如果沉淀的话，就抓不到这个机遇。
流量化生存，圈层突破，如何解决内容的匹配问题？
刘宏森：没有内容的沉淀，却要有大流量，怎么办？那就造流量。然而，罔顾内容刷流量，只能是捞一票是一票的竭泽而渔之举。流量和内容有时被对立起来，但背后起支撑作用的还是内容。流量是什么？ 我认为，流量是对圈层所建构内容追捧的产物和表现形态。因此，我们可以不认同刷流量的行为，却不能断言流量背后就一定是与内容脱节的。当然，其内容所包含的价值往往是非主流的，表现形态是多样的、非经典的、非传统型的，可能就是一个＂ 邮简＂，或其他小东西。《哪吒》整个价值观非常陈旧，＂我命由我不由天＂，但是里面有很多表达方式，很多小零小碎的东西是圈层带来的。顺便说一句：我觉得，做父母的以后跟孩子要有好的关系，就要从现在做起。孩子现在看什么，你就要尽量去看看，去了解他的圈层。否则，他长大以后，你对他会陌生、诧异的。
很多年轻人去追捧一些热门、时尚，往往与明星大V的推崇引发的大流量有关。表面看，年轻人常常不管内容之有无、之好坏，只管热门不热门，只管是不是明星大V推崇推荐，只管流量大不大。很显然，这其间包含了对明星大V所推崇的内容认可。年轻人认可了明星大V所推崇的内容，便由认可而追捧，由一而多地追捧。然而，现实生活中，年轻人对明星、大V及其所推崇的内容却未必都给予免检待遇。 现在的年轻人事实上越来越看重自己对内容的感受和把握。对内容好坏，年轻人有自己的判断。 一旦发现内容不合己意，他们便不再买明星和大V的账。《上海堡垒》遭遇票房滑铁卢，《哪吒》则在业绩榜上一骑绝尘。鲜明的对比同样说明还是内容为王！ 你无法否认，他们还是追求内容的＂营养＂和＂意义＂的！他们还是希望内容＂叫人感动＂＂叫人爽＂的。一言以蔽之，他们还是以内容为王的！
陆新和：还是一个社会化问题，除了游戏化还有流量化。流量化生存也是同样的问题，就是流量的可靠性。什么叫流量化生存？ 不看大众点评吃不了饭，但点评里面很多流量也是制造出来的，因为收钱就放上面去，那些真正做优质内容的，现在成不了王。我们经常有这个体会，查了一家网红店，但真的去了，感觉很一般。去年在东京，有一家排名第一的拉面店，一碗拉面贵的要死，我们下午两点多去排了很长的队，都是老外，进去以后，感觉非常一般。
刘宏森：年轻人需要通过圈层找到归属我不落伍，我很时尚。
徐  冰：大众点评也分几个内容，环境最好、小资之类。
陆新和：早期的评价比较真实，如果所有的都要查一下的话，成本就很高。
徐  冰：有一些以前主流的流量以外的，另类的东西也要价值体现出来，有时候好的规矩可以达到相对理想化的状态。比如说中国近两年在强调版权意识，如果真的有版权保障，我就可以靠一首歌赚钱，这个是需要环境净化和游戏规则的递增的。为什么西方的音乐人一直可以保持自我，一个人玩不和你们搞。
陆新和：因为版权保护比较好。如果过分地流量化生存，酒香不怕巷子深就只能是传说了。那时是内容为王的时代，现在可能就不行了，等到终于有人来尝的时候，店早就死了，根本撑不下去。
徐 冰：这么一个传播充分的时代，任何好的内容不会被忽略，这句话也是对的。《成都成都》这个歌写了两三年，出来也是大红了。现在确实是一个包装的时代，以前有一些歌是好的，但包装很差，少儿歌曲是没有包装的，小孩子听的歌品质很差。 一旦重新包装立马就不一样了，比如老歌新唱。
刘宏森：重新包装不影响内容。
徐  冰：看上去是老歌，其实是新歌。
陆新和：包装歌曲，要流量，这都没错。有流量的评价，能够帮助进行判断，就是大多数人喜欢， 但前提是大多数人和我们一样，他们的评价对你有参考价值。可怕的就是所谓 AI时代也好，资本时代也好，如果大多数评价不正常，那就完蛋了。
徐 冰：对的，现在越来越多人看到了这个问题，正在用更高的技术或者其他的规则，挤压所谓的加工企业。
陆新和：所有冲着流量去的，本质上是冲内容去的，大家说好我就去了。Costco为什么被挤爆？大家都知道它高质低价，茅台比外面便宜一半，大家全去了。但是过几天茅台酒没有了，爱马仕没有了，马上退卡排长队了。
徐  冰：这么一个国际顶级企业每年会花很多咨询费去研究这方面问题的，我们可能没看到本质的东西，要过一段时间。跟其他的比是不是成功？ 现在也有可能是做包装，中国人多。
陆新和：Costco带来这么大的流量，以前就有流量，只不过这个流量在人们心里，大家等这家店很久了，很多去美国旅游的人都会去 Costco，就是冲着高质低价这个内容，重要的是内容的可持续性和流量的针对性。
徐 冰：还是圈层，拼多多发展速度很快，就是有一个希望价格便宜的圈层，这个市场很大，拼多多占了这个市场，他一年的爆发力就远远超过其他的。
陆新和：要便宜不是某个圈层的特征，是人性。
刘建洲：有研究者说，研究劳动的学者往往穿着比较随意。但情怀归情怀，穿戴太便宜和随意， 也会影响别人对你身份的判断。
陆新和：当你处于一个比较体系里面的时候，这种感觉会比较强烈，比尔·盖茨穿了几块钱的衣服不觉得丢身份，到一定的层面价格和身份就脱钩了，我们今天是有些本质的东西在发生变化。以前我们是在同一个结构里面有各种形式的变化，今天是结构本身在发生变化，或者说你的语境发生了变化。比如以前我们说唱片的发行量、被点播的次数、上榜的持续时间等等，放到今天就是流量，但其实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
徐 冰：目前是跟不上的。
陆新和：一个是跟不上，另一个是过分看重流量，不说抛弃吧，已经不重视内容了，这个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中国高校的改名潮，好像任何一个学院改成大学就一下子提升了，似乎好大学就取决于一个名称。MIT到现在也还是一个学院，为什么不改大学呢？过分追求表面化的东西，一定会侵害到内容的。很有可能那些真正兢兢业业做内容的，终于活不下去了，因为没人光顾你。
徐   冰：他同样希望做成IP，流量和内容结合最好的方式，就是成为一个IP，他的目的还是刚才说的对内容产生可持续的流量。
陆新和：其实在古代也有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古典音乐时代，柴可夫斯基碰到一个富婆养他，那还好。贝多芬生前穷困潦倒，现在可能真有几个贝多芬式的，就算他死十遍，内容也不会出名。
徐 冰：如果他本质上生命的意义就是做内容的话，不会考虑流量的。
陆新和：贝多芬、柴可夫斯基都说赚钱很容易，写几首王公贵族喜欢的歌就可以了，你不愿意写就会穷，那个时候整个的内容就少，终于被人家发掘出来了。今天大家都在冲流量的时候，你觉得你追求有价值的东西，第一你可能坚持不下去，就算你坚持下去了，流量化的东西完全把你淹没了。
徐 冰：窦唯就是一个例子，他主动切割掉流量了，他那个圈层的流量还是保存的。
刘建洲：一是实践检验，二是群众检验，三是历史检验，历史的检验很重要。有些作品可能有时代内容，但流量很惨淡。但从长远的历史看，它开启和引领了一个时代，认同它的人可能到另外一个时代就爆发了。票房检验仅仅是一个维度的检验，不能以票房流量论英雄。很难说现在流行的东西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刘宏森：资本逻辑恰恰不要历史检验，只要当下的市场检验。
流量明星是对市场的某种迎合，历史会作出新的超越
陈元元：《上海堡垒》我没看过，看了宣传才知道找鹿晗主演的，我知道他是流量明星，奇怪的是他自己曝出来谈恋爱，这对于偶像级的流量是很大损失。事实上，背后买他流量的最大商家马上就走掉，不支持了。从中是不是能判断出，鹿晗就是一个流量明星，是被市场和资本操控的人？如果是，又为什么要在最红的时候，去自曝谈恋爱呢？
徐 冰：人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每个事情在做的时候不是他这个年纪能考虑到的。
陈元元：是不甘心被资本操控？他希望被大家接收到的，是一个既有偶像又有一定实力的艺人？至少我觉得他初衷可能是这样的。这样一个流量明星，是不是做事情、说话，表现出来某种东西就是为流量服务的，不管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存在主体，肯定有自己的需求。作为鹿晗来说，他也在寻求自己的内容和流量怎样更好地匹配。
佟   欣：他为什么自曝谈恋爱，其中有一条原因，他女朋友周围有很多资源，就是流量和资源结合，因为资源可以带来很多内容。
陈元元：他也在寻求更好的匹配。
徐 冰：现在很多娱乐明星，你不能当真的，谁和谁在一起，就是炒作一下。也许我瞎说，如果鹿晗是同性恋，他一定要和一个女明星出来也是可以的，我们外面人评论，不知道情况的。很多明星同性恋压力很大，他一定要结婚一次，私下都是签好协议的，当然我不是说鹿晗就是这样的。他粉丝丢得起，一般人没有达到这个量是丢不起的。他资源多到来不及消化，这是真的。
刘鸿方：我平时也看综艺节目，娱乐新闻，当然现在相对看得少了。之前我们追周杰伦，再早一点罗大佑的时候，是仰视的感觉，现在像火箭101，大众化的明星，一下子出来也有很多粉丝，让大家感觉是不是可以平视这些明星？是不是可以采用一种休闲方式，是不是在发生一些变化？
徐  冰：如果不是粉丝肯定不会仰视的，粉丝肯定会，所以明星的房间会被两万块钱包掉。
刘鸿方：现在很多男团女团出来了，是因为早些年在韩国有这些形式，中国娱乐现在跟上了，也开始用这种方式捧新人？还是说现在年轻人的追星方式发生了变化？
徐 冰：偶像制造这个产业里面，有很多标杆，很多不同的方向点。现在制造一个单独、精准的小鲜肉偶像，形象、声音、气质等等，越来越难了。团队有几个人，可以做到最大公约数，最短时间找到最大的流量，总有一款符合你。他 6 个人、10 个人这是一个，日本有一个 AKB48，做到全世界最大的团队。他们研究过从中学生到中年大叔的心理，追求少女，甚至处女情结也是有的，这是团队形式打造流量的本质要求。你说的偶像组合特别是韩国、日本的，包括以前的小虎队也是一样，你总能找到一款喜欢的。
刘鸿方：也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以前一个周杰伦大家一起喜欢，现在更多个性化了，但还是同样的商业模式涵盖整体流量。
徐  冰：现在舞台表现要充分，组合就有这个效果，但也有很大的问题，不稳定，特别是小孩子，比如 TFBOYS 要解散了，所以要在尽量短的时间内达到你的流量和经济规模的要求。
陈元元：是不是因为现在市场资本比较多，足以支撑做一个几十、上百人的团？
徐  冰：的确和资本很有关系，一百个里面挑十个五个，小资本做不出来的。韩国一年出来上百个新团，鹿晗从韩国回来，他们赚不到钱，就回来混。
陈元元：刘教授是社会学背景，能不能从比较宏观的角度，从建构的角度找到一个平衡点，所谓的流量和内容，让大家有一个能参考的结构或框架。
刘建洲：总体上说，今天的流量和内容中，可能正在产生结构之外的不同东西。现在是产生于商业领域的东西，可能会突破纯粹的利润，突破所谓的娱乐领域，迈向认同的广阔天地，甚至抵达社会运动的层面。自去年12月中旬起，每到星期五，德国各地很多中小学生走上街头示威，要求实行可持续性气候政策。16 岁的瑞典气候保护活动人士格雷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 是他们的榜样。桑伯格曾连续数星期罢课，引起国际关注，并导致形成全球范围的星期五抗议运动。这些年轻人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引发了结构所难以容忍和吸纳的意外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属于你们，属于我们，更属于那些引领时代的青年人。所谓小时代也罢，大时代也好，关键在于时代的主角是谁。玩游戏的社会化过程，可能会形成一些与主流社会化不同的结构，这两种结构的对抗，造成现在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张力和困境。所以，对数字资本主义不能简单地使用道德评价的标准，更重要的是历史评价。我觉得对于数字时代的社会化，还是要放宽一些眼界，拓展历史的视野。
陈元元：我们还是寄希望于青年一代，有一些更新的东西。
刘宏森：现有的游戏，可能吸引不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