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多学者认为古希腊文明的特色之一,就是语言中有不少跟认知有关的词汇,都来自于视觉经验。也有些人说视觉至上是西方独有的特点。因为欧洲的认识论之论述,历来都结合「看」与「知」,也就是把视觉与认知、观察、经验结合起来,亦即把观看视为一种思考方式。故英语说I see即等于I understand。
是以也有人推断道:欧洲文化乃一视觉传统;东方文化,如中国,则为非视觉的传统。例如医学,欧洲的医学比较重视解剖知识,中国人则不大重视这些。中国的医学讲脉、讲阴阳、讲寒热、讲补泄,都非视觉经验,而是本于一些观念。
一、视知觉的开发
如此区判中西,看起来固然不无道理,但细细究之,终觉未妥。因为中国人同样重视视觉。
先说医学。中医固然不像西医那样强调解剖,但那并非中医不重视觉,而是对人生命的看法迥异于西方,重整体而不重分解。在中医的诊断方法中,所谓「望、闻、问、切」,望仍居第一位。《伤寒论》甚至说;「上工望而知之,中工间而知之,下工脉而知之」,对望的本领,重视在间与脉之上。医学如此,其他领域大概也差不多。
在汉语词汇中,视觉经验的相关词,数量甚多。如「见」,字象一人站着睁开大眼睛在看。这是看的基本状态。由此而近,近看则是「鉴」、「临」,字象人对着水盆俯看,如《尚书》说:「上帝临汝」,改写成白话,就是:老天爷正看着你哪!此为近看、俯看。看得远,则就是「看」,像一人拿手遮在眼睛上远望。望,当然也是远看,字从亡声,指人往远处看。看得比看远些,古人诗云:「渺然云物望苍茫」,即指此。若看得再远,那便是「观」了,字象鹳鸟飞在天上看,足以见天地之大、品汇之众。同濂溪谓莲花可远观不可亵玩、贾实玉住的园子叫大观园,古人遣辞用字,俱有分寸,观字正是用以指远观而非近视、大观而非小有所见的。
一个视觉经验,有这么多层次、远近之分,适足以证明中国人对它至为重视,所以对此经验之体会,甚为细致。
然而,这还没完。以上所说,尚都只是一般的视觉经验。仰观俯瞰、远眺微瞷、偷觑暗窥、斜睨直瞠,均仅为自然视觉的行为,这个「视」本身却指一种灵性的视觉经验。那是与神灵沟通或带有灵视性质的视觉,字从示,即与神有关之意。因此我们说灵视,只能用视,而不能说灵见、灵看、灵望。道教「内视法」,令人内观五脏肺腑,亦是这个视。
此外则是「省」。中国人好说反省、省察。省是非自然视觉活动的视觉,指人对自己心意、道德、内在生命的观察,纯是内指的。金文中,「德」字十五见,皆从从心,为省的本字。省视自己的心,就是德。这就是中国人的道德观,故师望鼎云:「克盟其心,明其德」。视觉经验,显然道德修养和道德认知有关。
视觉经验,至此乃超越了眼珠子运动的这个层次,而有了精神意涵。
由是观之,中国的视觉传统也是极为丰富的。反倒是在西方,着有《视觉思维》的安海姆(Rudolf Arnbbeim,1905-1944)等人却抱怨西方的传统老是把思维跟知觉分开,认为视觉听觉等知觉无法形成知识,知觉也不同于思维,故贬抑知觉而推崇思维理性。两相对比,中国对视知觉的重视,甚至高于西方,亦未可知。
二、立象以尽意
可不是吗?《易》云古圣人仰观俯察以造卦爻。仰观与俯察,就都是视觉活动。此类视觉活动,甲骨文所见,已有目、众、相、臣、斁、民、臧、省、视、睎、面、眢、见、曼、监、望、蔑、看、睁等。据《说文解字》所说,则视觉活动多达105种,分别以一○五个词来表明。
一○五个视觉词中,《说文》又以目、视、见、望四个词做中心词去训释其他各词。这四个词省,视也;睎,小视也;睹,见也;候,同望也等等。目是眼睛,目珠转盼即有视觉;见是近视;望为远视;视为灵视,刚好是四种基本视觉活动,故以四字为中心,训释诸视觉活动词,甚为合理。
但是,看见,本来是极自然的行为,人若有目,自然就能视。故此亦如语言一般,人而能语言,自然之道也。唯有对此自然之行为有了自觉,才能发现视觉活动会有那么多类别与差异,可以区分出百余种行为来,眷顾、瞟眄、诊相、莅觏各不相同。或是以目触物、或是凝视、或是验证、或是审查、或目不正、或高看下,种种视行为关联着视知觉,均被中国人所逐渐体察到了。
这可称为「视知觉的开发」。
人类视能力之运用当然比语言早,但视「视觉的开发」与「对语言的思维」,时间上尚难断定孰先孰后。由许多民族都有手势语与语言混用的情况看,早期听觉与视觉应该也颇有「联类」或「互通」的现象。
甲骨文中,庭字均从口耳会意,与听字同意、亦为厅字。与居、圣之声同源。庭、廷、厅,从意义上说,都是空间的概念,本来应是用视觉才能观察到的,但其词竟从声音而来,以听事之处为廷。这就可见中国古人亦有视觉听觉联类互通的态度。
这种态度,会使得语言思维与视知觉相浃而发展,在语言系统逐渐完善之际,视知觉体系也粲然大备。
但《易?系辞下》又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还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这个传说则显示中国人对视知觉的开发毕竟异于对语言的思维。语言并无创造之传说,视知觉的开发却被明确定在伏牺时期,谓此一时期人们才懂得透过「观象」、「取法」的活动,以视觉能力创造了文明。
三、由观象到造象
观象,是指视觉对物象和天象之观察。取法,是指观察后对「象」之所以如此的理解以及效仿。法,既指象之原理,亦指人的行动。取象的对象,则天地间一切物事,无所不包(请注意「对象」一词)。尤其是把人自己为视知觉观察之起点。所谓「近取诸身」。这一点最奇特。因为一般的观看活动,都以视见外物为主,中国人却以自身为主。
我们在前面提过自省反省省察的省字为例。
「省,视也」(说文),省视要由人自己出发,在甲骨文中就极为明显。甲骨文字所表事物的类别中,动物约占百之十七,植物农食等约占百分之十五,天象约占百分之九,地理者约占百分之九,战争者约占百分之八,住约占百分之六,行约占百分之三点六,衣约占百之一点七,育约占百分之一点四,乐约占百分之一点七,祀约占百分之三点六,关于人类的序列和人体本身,却区分甚细,词字最多。如人伦中的祖孙父子、人类中的男女嫔妾、人体中的耳目足口、生理中的事毓疾疥、活动中的作息盥栉,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
这还只就本义说,不包括引中、谐音、以及由人引生创造的字。例如后来用为虚词的及、亟、亦、夫、乎、若等等。此即可见所谓「近取诸身」确非虚语。后世哲学强调「以人为本之思想倾向」,一可见诸此。
中国文字本身更是观象取法的实例。
世上许多语系的文字是由拼音构成的。拼音文字乃是语音的延申,文字系统与语言系统结合了。中国的文字系统则与语言系统不合不离。不离,是说它有结合语言的部分,如形声、转注、假借;不合,是说它另有与语言无甚关系的构字原理,如象形、会意、指事,而且其符号本身另成一体系。
那与语言不离的部分,此不赘论,且单说那与汉语不合的部分。这个部分,主要就是由观象取法而来。
所谓象形,是以一种抽象化的图形,去拟象具体之物,如人、牛、羊、马。所谓指事,亦称象事,是拟象意念等不具体之物,如上、下,加一点在一之上为上,一点在一之下为下。会意则是组合两形以上以见意,如以手抓木为采、以手开户为启、以手捉贝为得、以手搭弓矢为射。均是观见某象,法之而造符号,用来表意指物。
文字之创造,时代较晚,伏牺时代,此种观象以造物之活动,谅未展开,此时所造之物应该也是较为具体的。《易?系辞传》称此为「制器为象」。
它说伏牺「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已开始了这种创造。其后:「包牺氏殁,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没,黄帝尧舜氏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盖取诸随……」。耒耜、衣裳、网罟、舟楫、车乘、门拆、杵臼、弓矢、宫室、棺椁等都是具体的器,创制这些器物时,则均是观象取则而来的,故说某某物事盖取自某某卦象。
但器用亦不仅指此而已。因为「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古之葬者厚衣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以棺椁」,均非具体之器物,而是事、是制度。制器者尚象之器,显然就包括了虚器。虚器与实器合起来,则兼涉了文明的物质器用层次,典章制度层次和「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的文字符号等。〈易传〉认为这些全都是以观象取法这个原理创造出来的。而其起源,则始于伏牺时代。
此中包含几种不同的思维活动:一是观象,这是视知觉对外物的观视。二是取象,有见物象,而对此象有所认知、有所理解,心有所抉取,例如以人立为「大」、人顶为「天」,以缺月为「月」而不以圆月,以羊头为「羊」而不以尾,均是对象有所择取。经取象之后,象已非物象,已是心象。这是认知活动对事物进行抽象化的结果。
至于依象制器,情况又不相同。是在依我人对物象进行抽象化之后,本此心象,进行创造性活动,而制造出典章制度。物质器用和文字观念来。
在观象时,我们已经说过,由甲骨文可显示中国人对人最感兴趣,也看得最仔细。伏牺时是否即已如此,虽不可知,此一「知觉方向」大概由来已久,故循此方向而看到的东西里,以人为多。且不只人体人事之象,人的内在心理之象,也多被观察到了,例如心、必、怵、急、恒、惠、慢、庆等字均见于甲骨。易卦之中,同样有取象于人事者,如观、师、旅、睽、讼、履、家人、同人、颐、归妹等卦;以及取象于心理者,如恒卦等。故泛称为「观物」的活动中,实则包括了观心。这在后世的用语中仍然保留着这个特点。
所观之物,既包括了这样的内在心理感情等象,其所谓象便非仅为实相,亦有虚象。如龙、凤、鬼、帝之类,世上未必真有其物或未必可以观见,但人相信有,它就有了,凡信者即可以有所见。
这就可以知道,观象并不是纯客观的「物来而视之」。视知觉不只是像镜子般反照出物象而已,它与取象的活动是相关联的。
虚象也者,乃是一种「意象」,是意念形成的象。平常人们说疑心生暗鬼,鬼之象即由意念所生。
取象的活动,也是以意摄象。以心抉择之,故所得亦为意象。如考古所获陶器上,除鱼纹、蛙纹外,多有几何图纹、螺旋纹、大极纹或人面鱼身纹等,这些几何图纹等均非非物象而是意象,显示的是图腾观念或某种秩序感。其象与具体真实物象间,可能有些关联,但基本已是上经由抽象活动转化过的。
抽象,是指由具象之物中抽取共同成分十共同性质出来,或把某种型态的特殊样式分离出来,或把握一个造型较为复杂物体的结构特征,以一种较简化的方式再现出来。
这种抽取(withdrawal)及分离(detachmIent)的能力,本来是观物时自然而有的。例如我们看人,某个人在我们脑中浮现的,往往不是整个人的形像,而是他的特征,大头、麻脸、瘸子、矮冬瓜之类。观物所见,并非原物之复现,即缘于此。
四、意象与诗
但这是不自觉的。自觉地透过或利用这种抽象能力,并寻找、提取物象的特点或性质,让物象对人形成意义,才是取象。这样的活动本身,则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
每个人都能仰观俯见天地间的物象,但能有此观象取则的创造性思维者却甚少。此所以《易》推崇能观象取则的是圣人。
圣人是创造者,因为象与意之间的联系并不稳定,也不直接,观察物象,而寻找到该物所代表的意义,选择且建构一个与此意相符的象(源于物象但不同于物象),正是伟大的创造性活动。
这类创造性活动并不只有伏牺氏一人能之,同一时代应有许多类似的活动。以《易》考之,坤卦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干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行有日月星辰之象,地势有东西南北高低燥湿之象。对此等象,正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如星象学家或地理堪舆术者,便不曾朝厚德与健动方面去构意,故其对天地时,其所掌握之意象便与《易》殊为不同。〈系辞上〉称此为:「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而此中唯有《易》之意最佳,可以弥纶大地之道,故特为后人所推尊。
观象取象,是由象见意。如何见意、见什么意,则是创造性的思维。推此创意,乃又能「由意显象」,将某一意表现或构创出一物象来,尚象制器,创立各种世上原先没有的东西。这就恰好形成了一个意象的循环。
日人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论中国,第一章就是说中国思维的特点即是:「对具体知觉的重视」。谓中国思维的方法着重于:「依赖知觉表象进行阐释」,且以视觉直观符号为主。如中国佛教的特色就是用图示来说明教理。华严的圭峰宗密以表妄心,以O表真心,构成十相。禅宗的曹洞宗洞山良价以「五位君臣」论修禅工夫,均属此类
翻开《道藏》及佛藏,就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图象,因此中村元所举虽仅为佛教之例,此种立象示意之法,实在是儒道佛三教均大量使用的,称其为中国思维的特色及方法,并不为过。
但这种方法的运用也不是泛滥的。一般物事、寻常道理,言语是以尽意、象示之法便不需要。故凡立象以示意者,大抵均是孔子所难以言诠的天道性命之事。这类事理,中国人以〈太极图〉、〈真性偈〉、〈牧牛图颂〉、〈宝镜之昧歌〉来示意,古希腊古印度则须出之以繁琐的议论,以大谈形上学。
而象示之法,结合以诗歌,尤为特色。这是因为象示之法跟诗歌的表达相似。
诗非直述语言,重在比兴,比与之用,即与象同。故陈骙《文则》卷上丙云:「易之有象,以尽其志;诗之有比,以达其情。文之作也,可无喻乎?」宋大樽《茗香诗论》亦云:「易取象、诗谲谏,犹之寓言也」,章实斋《文史通义?内篇?易教下》更说:「易虽包文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理」。
后世中国人说事理,喜欢用诗。不唯小说中动辄「有诗为证」。评述古今之变、暗示人生哲理、指点迷津、蕴显天机,都离不开诗。谶语、预言、签条、歌诀,广泛流通于中国社会中,而这些,大多是以诗为之的。当然,往往也结合以图象。自古易图以迄〈推背图〉、〈烧饼歌〉等等,无不如此。
自居正统的知识分子,可能会瞧不起这些歌诀、诗签,谣签,但别忘了:大儒若要总摄于学问宗旨时,也只能用诗。如朱熹陆象山的鹅湖之会,要辩论为学宗旨时,头绪必然甚繁,千言万语,未必就能讲得清楚;但双方各出一诗,其境界、气象、宗风之异,便足以令人领会了。
在现今这个语言泛滥的时代,也许我们更应重新领会这种领会,回到歌诗比兴、意象稠叠的境遇中去。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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