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的枪炮场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中国国门从此被强行打开，列强相继入侵，外患煎迫，内忧频起，日甚一日，一种“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开始阴沉沉地笼罩在许许多多有识之士的心头。
梁启超因此发出了发聋振聩的高呼：“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梁启超希望“少年中国之少年”尽快登场，用少年应有的热血和明智再度振兴中华。
22岁的清华学生潘光旦就是受到老师梁启超的感染，到美国留学时，毅然地选择了优生学作为自己毕生研究的事业。
潘光旦觉得，优生学是研究人类品性之遗传，与文化选择之利弊，以求比较良善之繁殖方法。可以“谋人类之进步”。
同在美国留学的闻一多听说潘光旦学习研究优生学，就警告他说：“你研究优生学的结果，假使证明中华民族应该淘汰灭亡，我便只有用手枪打死你。”
闻一多此语，让人闻之耸然动容。
的确，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百折不挠、勇于进取、奋斗不息的优秀民族。
就算退一万步说，即使自己的民族有这样那么的缺点，但从国家大义、民族大义出发，每一个人也都应该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有这样的认同感。
然而，与闻一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的伊藤博文明显缺乏这种民族认同感。
伊藤博文早年从英国留学回国，大倡优化种族的论调，他认为黄种人孱弱不堪，和白种人相差太远。当政后，就实施“谋种”政策：凡欧美白人进入日本，就大加鼓励日本女子与之野合，以改良种族。
事实上，日本人鼓吹“大和民族”也只是近年来的事，在伊藤博文以前，日本人基本没有什么民族认同感。

而伊藤博文的“谋种”政策其实是与日本人一千多年前的“度种”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什么是“度种”呢？
宋人笔记《清波杂志》中载：“倭国（日本）一舟飘泊在（宋）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日本）妇女悉被发，遇中州（中国）人至，择端丽者以荐寝，名‘度种’”。
也就是说，日本人为了改良人种，曾经把一船船日本妇女运到中国境内，遇上了宋朝美男子就主动献身索“种”。
如果是宋朝人进入了日本境内，那情形，基本就跟唐僧师徒进入了女儿国差不多，会从四面八方遭受到日本妇女的“索种”。
宋人周辉就在他的笔记里记录了在日本游历的美妙经历。
在伊藤博文的倡导下，日本尽管把索“种”的最佳对象转移到了欧洲白人身上，但也从未放弃对体貌特征更为近似的中国人索“种”的机会。
日本人在侵华期间就开展有一项骇人听闻的“人种改良”计划：根据天皇的指示，安排了1,000名日本女子前往中国东北索“种”，与此同时，日本军人开始大肆逮捕体格强健的中国男人，当然，也包括苏联人、蒙古人和朝鲜人。
这些用以做实验的男人是很不幸的，最佳交配期一过，迎接他们的就是无情的杀戮。
日本人的种改良实验也收获了600名婴儿，不过，随着日本的战败，那些婴儿与用于做实验的日本女人被强行分离，送进了孤儿院，实验最终不了了之。
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日本人这种做法既无耻又卑劣。
然而，让我们大跌眼镜的是，戊戌变法大英雄谭嗣同却曾经无比神往。
在伊藤博文大张旗鼓地实施“谋种”政策时，谭嗣同只是一介平民，自然不能与身为首相的伊藤博文相比，却怀疑甚至否定自己民族的人种，所以只有羡慕的份。
羡慕之余，还怅然若失地赋了一首诗，云
娟娟香影梦灵修，此亦胜兵敌忾俦。
蓦地思量十年事，何曾谋种到欧洲？
谭嗣同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的大英雄，其一腔“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豪情光照千古。
但是，英雄也往往多偏激。
除了有向欧洲人“谋种”的向往外，谭嗣同还有过割地、卖地给俄罗斯、英吉利以换取列强支持变法的建议，实在让人感慨兼遗憾。
附1894年末谭嗣同给其师欧阳中鹄信中语说：
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于俄罗斯，尽卖##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凡所谓保护，只求其出一保护之空言，且须有十年之限制。若派兵如舟山如天津却断不可。即十年内与别国有事，亦不可真令其帮助。则凡言联络者亦皆应如此）。一言保护，即无处不当保护；不可如现在浙江之舟山归英保护，天津之铁路归德保护，毫无益而徒资笑也。又请二国居间，废去遍地通商之约，即更加兵费亦无不可。费如不足，则满洲、蒙古缘边之地亦皆可卖，统计所卖之地之值，当近十万万。盖##一省之地已不下二万万方里，以至贱之价，每方里亦当卖银五两，是##已应得十万万，而吾情愿少得价者，以为十年保护之资也。且价亦不必皆要现钱，凡铁甲船、铁路之钢条、木板、精枪、快炮及应用之一切机器，均可作抵。于是广兴学校，无一乡一村不有学校；大开议院，有一官一邑即有议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