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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长篇名著和战斗片里孤胆英雄的原型,意外牺牲,身世一度成谜

阅读量：3707154 2019-10-23

话说清末民初，山东省牟平县（今烟台市牟平区）有一个泥瓦匠，姓杨，名世恩，娶妻宋氏，共生有三男三女。
由于世道动荡，民不聊生，杨氏夫妇的一儿一女不幸夭折。
1921年，山东饥荒，夫妇俩感觉在家乡难以活命，于是毅然闯关东，另谋生路。

经过一路风霜漂泊、流浪，全家最终定居于辽宁安东（今丹东）郊外的大沙河村。
两年后，山东饥荒已过，杨世恩夫妇牵挂山东的祖业田地，让妻子宋氏携带两儿一女回乡，自己带大女儿留在安东扎定基根。
回到家乡，宋氏觉得次子杨宗贵活泼聪颖，便省吃俭用供他上了4年学。
这杨宗贵端得不同寻常人等，什么东西都是一学便会。
1929年，家里已无钱供杨宗贵继续读书，小家伙年纪虽小，志向却高，自告奋勇，前往安东投亲。
这个年方八岁的小人儿，竟然一个人走上了寻亲之路，独自来到安东找到了父亲。
父亲看他有志读书，咬着牙，让他上学。
然而，两年后，父亲还是无力再支持下去了。
读不了书，那也没啥，杨宗贵一勒裤腰，到姐姐做工的缫丝厂当童工，挣钱补贴家用。
可是，3年学徒期刚满时，工厂就倒闭了。
活人可不能被给尿憋死。杨宗贵于是跟大人去采石头、伐树木、挖石洞，上鸭绿江当船工，在码头上扛大包、放木排，在江岸上拉纤……繁重的劳动既锻炼了身体，又磨砺了意志，更开阔了眼界，长了不少见识，同时也交了不少重情重义的朋友。
时间推移到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不但吞噬了东三省，还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侵占了华北大部地区，中国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1939年，杨世恩被日伪当局抓到黑龙江当劳工，一去不返。
大姐日夜思念，前去寻父，也落了个下落不明。

次年，杨宗贵在鞍山千山当矿工，不满日本监工的欺压，奋然而起，将日本监工痛打了一顿，然后逃离关东，回到家乡山东牟平参加了民兵组织，配合八路军打日军。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
9月18日，杨宗贵向本村农救会会长孙承祺报名参军，由孙承祺领着到城南雷神庙报了名，编入胶东军区海军支队。
10月末，部队在莱西县水沟头村整训后，奉命向东北挺进。
11月24日，部队在庄河登陆。
海军支队到庄河后，副政委李伟向驻在安东的辽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萧华汇报工作。根据萧华的命令，海军支队更名为东北人民自治军辽南三纵队二支队。
在五常，二支队把下属的两个大队扩编为两个团和一个警卫营、一个炮兵连。
1946年1月，杨宗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杨宗贵到东北后，一直没有给家里写过信。但因为他参军，家里大门口墙上挂上了一块“光荣军属”牌子，并享受了代耕待遇。
全家人都为他参军感到光荣和自豪。
然而，不幸的事发生了。
1947年腊月二十三日，一个从东北回来的乡亲说，他在牡丹江看到过杨宗贵，说杨宗贵“一身土匪打扮，头戴礼帽，穿黑棉袄，腰间插着两支匣子枪”。
于是，杨宗贵到东北做了土匪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遍了全乡、乃至全县。
什么？杨宗贵居然到东北做了土匪？！
好你个杨宗贵！
当天晚上，宋氏和儿媳就被叫到村公接受盘问。
村干部说：“人家都看见了，还能有假？”
第二年开春，村里取消了杨宗贵家的代耕，又把挂在他家大门口墙上的“光荣军属”牌子摘下来。
宋氏不服，到公社、县里和地区上访，来来回回数百回，时间一拖就是十年。
十年中，杨宗贵的妻子背上了“土匪家属”的黑锅，再加上女儿夭折，自己得肺结核病无钱医治，忧思成疾，离开了人世。
1957年，县里认为杨宗贵当土匪的证据不足，但又不知杨宗贵的具体下落，只好给宋氏发了一纸失踪军人证书。
宗贵只是一个失踪了的军人？
宋氏不服，她觉得自己的儿子绝不是这么不负责任的人，这么多年没有消息，一定是牺牲了！
于是，继续上访。
1958年11月，县里经过研究，最后给宋氏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证。
好吧，那就这样吧。
1966年，宋氏去世了。
其实，杨宗贵的战友，曾担任牡丹江军区二团副政委的曲波从1952年春开始，便以顽强的毅力写作一部以杨宗贵为原型长篇小说，该于1956年8月完稿，长达40万字，是一部让人热血贲张的英雄史诗，书名为《林海雪原》。

不久，革命样板戏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就红遍了全国大江南北。
可是，老人到死也不知道《智取威虎山》里已经家闻户晓、人人景仰的大英雄杨子荣就是自己的儿子杨宗贵。
其实，非但宋氏不知道杨子荣是谁，当时，举国上下也不知道杨子荣是谁。
杨宗贵参军后随部队去东北剿匪，考虑到自己当侦察员有一定的特殊性和隐蔽性，所以改了名字，叫做杨子荣。

杨子荣万万没有想到，在他牺牲后，一方面部队不知道他原来的名字叫杨宗贵；而家里也不知道他在部队用了杨子荣的名字，最终会给家里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杨子荣是在智取威虎山、消灭了“座山雕”后，在另一次剿匪任务中牺牲的。
1947年2月23日，杨子荣负责清剿土匪刘俊章、丁焕章和郑三炮。
那天，杨子荣和几个侦察员向土匪所在的屋内猛冲过去。
土匪在一片慌乱中仓皇开枪。
杨子荣扣动扳机还击，但因天气太冷，枪栓受冻，枪没有打响。

屋内一个名叫孟同春的土匪砰地打出一枪，正好打中了杨子荣的胸膛。
杨子荣晃了几晃，倒了下去。
开枪的土匪看见一击得手，便一窝蜂冲了出来，逃到深山老林中去了。
2月25日，二团的干部战士为杨子荣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安葬仪式。
3月17日，东北民主联军在海林朝鲜族小学广场举行了追悼杨子荣大会。总部授予杨子荣“特级侦察英雄”光荣称号，他生前所在排被命名为“杨子荣排”。
遗憾的是，谁也不知杨子荣具体来自哪儿，亲属都有谁。
为纪念战友写《林海雪原》的曲波也只知道杨子荣是胶东人，这信息，也是跟杨子荣最要好战友孙大德提供的，其他的也一无所知了。

1966年，海林县委、县政府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查寻出杨子荣的籍贯、身世和家庭情况，派民政局副局长关会元等一行4人去北京找杨子荣生前所在部队进行采访。
也来也巧，部队副政委姜国政就是杨子荣的老战友，他听到海林县派人查询杨子荣的生平情况，激动得泣不成声，说：“杨子荣为了革命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又献出了生命，我们作为他的战友和同志，连他的身世都说不清楚，就太对不起先烈和后人了。”
姜国政以部队回忆军史为由，把杨子荣在北京的老战友曲波、孙大德、刘崇礼、魏成友等人召集到一起，召开了老战友追思杨子荣座谈会。
老战友们百感交集，你一言、我一语，热烈发言。有的说杨子荣家在荣城，有的说在牟平，还有的说在文登，众说不一。
但是谈起杨子荣的相貌和特征时，大家的说法都是一致的：长脸，颧骨稍高，浓眉大眼，有少许络腮胡子，身高一米七左右，爽朗、健谈。
为了保证调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姜国政从部队抽出两名干部与海林调查组一起前往胶东，开展调查工作。
到了胶东，联合调查组就直奔烟台地委说明来意，请求协助。
地委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各县区成立寻找杨子荣办公室，各县区公安、民政、武装部通力配合，支持调查组开展调查。
各地通过广播、贴寻人启事等形式，查询杨子荣的籍贯、身世。
全民总动员了让调查组很快收到成效：短短三天时间内，就收到127条线索。
对于其中有价值的线索，调查组找相关人员面谈、核实，遗憾的是，没有一人与杨子荣姓名相同。
眼看工作快进行不下去了，突然，峰回路转。
有一天，牟平县城关公社民政干部马春英提供了一条线索：许多年前，嵎峡河村有一位老太太，老来查儿子当兵的事，但她说自己儿子叫杨宗贵。而且，她儿子参军后一直没给家里写信。后来传说他开小差当了土匪，村里停止他家的代耕和军属待遇。老太太不服，到县里找了几百回。后来，县政府认为证据不足，于1957年和1958年先后认定杨宗贵为失踪军人、革命牺牲军人。
啊？！有这样的事？
那么，这杨宗贵会不会就是杨子荣呢？
调查组把情况火速飞报北京的曲波等人。

1969年6月29日，曲波给调查组回了一封信。信的主要内容是：“一、年龄，当年（1945年）29岁和30岁。二、有妻子，小孩有否不详。三、杨子荣当兵时改名参军可能性较大，否则其家属为什么多年不向我联系呢？四、中等身材，一米七至一米八。五、为人活泼、热情，能言善道，人缘好，社会知识丰富，农耕是好把式，能下力吃苦。酒色财气不沾。他曾对我的警卫员刘希茂说过这样四句话：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下山猛虎，气是惹祸根苗。”
随后，调查组又根据1968年杨子荣老战友的回忆及曲波来信提到的情况，查访当年领杨子荣到雷神庙报名、体检的孙承祺，又找到了当年村里和邻村当兵的人和本村一些老人，还专门查访了杨子荣胞兄杨宗福，他们所谈的情况与曲波等人的回忆是吻合的。
初步可以确认，杨宗贵和杨子荣就是同一个人。
1974年秋天，关会元去北京让杨子荣的战友辨识一张翻拍的、放大的杨子荣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