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说件挺有意思的小事——
据说,原定于本月25日上映的美国电影《好莱坞往事》,因为导演昆汀·塔伦蒂诺进行重新剪辑,所以被临时撤档。

这个事可以这么概括:一个美国导演,拍了一部以美国社会为背景的电影,其中有一个角色是华裔美国人李小龙。他的美国籍女儿李香凝认为影片“黑”了他的父亲(据说是因为电影中塑造的李小龙的形象有点傲慢),所以投诉到中国的电影主管部门,结果导致在电影原定的档期前一周被撤档。而这部电影今年7月就已经在美国上映了。
是不是很有趣,是不是很魔幻!
二
有人说了,国籍不重要,重要的是肤色;国籍不过是个形式,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才是内容;更重要的是,李小龙是民族精神的代表和象征。
问题是,同样是在前不久,关于巩俐将在电影《中国女排》中饰演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的事,“形式”又高于“内容”了——代表中国女排精神的郎平怎么能让一个不是中国国籍的外国人演呢?
你看,这时候国籍又比肤色、血统重要,“形式”又高于“内容”了。标准转得比陀螺还快。
而且,这自相打脸的论调,十有八九来自同一伙人。
他们喜欢指责别人双标,但其实他们自己才是最没原则、最没底线人,他们唯一的标准就是没有标准,唯一的原则就是老子天生正确、永远正确;观点相同者即为“自己人”,不同意见者皆为“敌人”;非此即彼、非敌即友,不能接受分歧的存在。
他们更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敌和友其实永远都只是小部分,绝大部分人和你既非敌也非友,大家不过碰巧生活在同一个时空里。人家甚至可能压根都没在意到你的存在,你要么自作多情地当成朋友,要么自作聪明地把人家假想为敌人。时不时就“认亲戚”,动不动就声讨、抵制,逼人家认错、道歉,经常搞得人家莫名其妙,不知所措。
照这样下去,变成孤家寡人是迟早的事。
三
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或历史真实)的关系,是个挺复杂的问题,想从理论上说清楚不容易。
但一个起码的常识是,如果以生活真实或者历史真实的标准来衡量艺术作品,显然是种不合理的要求。
否则,曹操的后人能把罗贯中告到破产,玄奘高僧看了几百年后的《西游记》一准气得吐血;否则,小说、音乐这样的艺术形式根本就不该存在;否则,你就无法理解西方电影中那些对人、对事、对社会、对政府花样百出的各种“黑”。
比如,电影《白宫陷落》中,美国白宫能被恐怖份子攻陷,《伦敦陷落》中,整个伦敦城被恐怖分子控制,美国总统成了恐怖份子的人质;美剧《国土安全》中,国土安全局的最高长官可以勾结军方高层策动政变、暗杀总统;《24小时》中,恐怖分子能侵入美国国防部的指挥系统,从而控制美军最尖端的无人机,并在伦敦发动恐怖袭击;《纸牌屋》中,号称“民主标杆”的美国,其制度漏洞能被品行恶劣的野心份子利用,居然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如果再加上《无耻之徒》《火线》《绝命毒师》《黑道家族》,这类“黑”社会的剧集,那美国简直就是一个人间地狱了。全世界那么多削尖了脑袋往美国跑的人,岂不都是在争着往火坑里跳……
不能把艺术真实等同于生活真实,这是常识。
不巧的是,这偏偏是个漠视常识、缺乏常识的地方。许多人把电视剧当成了纪录片来看,把小说等同于了历史。通过看宫廷戏、抗战剧来学习历史、了解世界。
更要命的是,恰恰一些最应该严格忠于生活和历史真实的东西,为了传达“正能量”,反而被任意裁剪、歪曲,因而变得模糊不清,乃至扭曲、变形。
曾经有一位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大叔,跟我谈历史,没聊到几句就说:“你看《亮剑》里,日军……”从那之后,在他跟前我绝口不谈历史,因为我知道我永远跟不上他的节奏,我们注定是两条平行线。
四
昆汀是位优秀的导演,获奖记录数不胜数。但是他的电影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看过的《低俗小说》《杀死比尔》《无耻混蛋》和《被解救的姜戈》中,算得上喜欢的只有最后一部。

但我知道,昆汀在国内还是有不少“忠粉”的,他们会不会想去电影院里看看这部电影呢?
事实上,不管你想不想。对不起,你都没机会。
有人说了:他(昆汀)有权不重新剪辑,我们也有权不让他上映。
这话乍一听,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细琢磨,又有点不合逻辑。因为撤不撤档、上不上映,貌似不是说这些话的人能决定的。换句话说,这些人所说的“我们”,并没有权力决定让不让它上映。
而且,我还挺好奇,因为:
我不知道引进这部电影的合同中,有没有这种临时被撤档的约定条款?这样算不算违约?
我不知道,那些原本已经为这部电影排了档期的院线,有没有事先对于这种情形的预案,有没有“备胎”来填补突然空出来的档期?还是早已习以为常?
我更难理解也更不明白的是,这种临时决定的标准何在。难道之前批准上映的时候,我们没有对电影进行审看,没有发现其中的问题?还是仅仅因为家属的投诉,我们的标准就改变了?
还是说,原本就没什么明确标准,完全根据个人喜好和形势需要?
我唯一知道的是,有权决定是否撤档的,绝对不是那些人所说的“我们”,而是那高高在上的极个别的“我”。不是“我们决定”,而是“我”决定。
一部纯粹娱乐性质的电影,也很好地呈现了“我”和“我们”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我们”要不要看,能不能看,“我”说了算。
“我”和“我们”之间的,隔着的,就是这样一部《好莱坞往事》。
很不幸,同样是因为常识的匮乏或其他原因,很多人至今还没闹明白 “我”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当然,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也不少。
五
艺术(或者说更大概念的文化),对于社会或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龙应台曾经有个比喻: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
马克斯·韦伯曾经用基督教文化里的价值观来解释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在他之后,福山、亨廷顿、英格尔哈特等学者也都不断提出论证,认为文化是塑造社会的是一个关键元素。
比如,美国学者英格尔哈特认为:文化价值观上愈重视个人自主和多元开放的地区,经济力愈强大;愈强调集体意识、国家或宗族权力的地区,愈是穷困。
应该说,这个观点是中外历史一个基本规律的概况。
我们常用“盛世”或者“荒漠”来描述历史上某个时期的文化景象。而且我们会发现,在一些特定或特定的地方,文化与社会有时并非共荣同枯,伴随着经济繁荣的,也可能是文化的凋零与荒芜。
但这必定是短暂现象,文化的荒芜往往意味着社会创造力在被扼杀,随之而来的必将是社会的衰败。
这很好理解。因为只有个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能够自由挥洒,社会整体才能生机蓬勃、充满朝气。反之,如果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总是受到约束,书可能被封,电影可能被禁,事先、事后的审查层出不穷,那么苛求社会的创造力和活力,无异于缘木求鱼。
就好比一百多年前的晚晴时代,因为集权对思想的极致控制,整体国民创造力被扼杀、被“侏儒化”,到了连撒谎骗人都没有了创意的地步。高压专制把人们都变成了浑浑噩噩的“混世主义者”,整个社会了无生气,国家也就在这样的状态中一步步日薄西山。
六
就像前面说的,我并不是特别喜欢昆汀的电影。《好莱坞往事》撤不撤档,跟我真没多大关系。就算上映,我也未必会去看。
我也好多年不看NBA了,也没用过苹果手机,对意大利的那个叫杜嘉班纳(Dolce & Gabbana)的品牌,更是一无所知。
我也可以不吃加拿大的龙虾和牛肉,不用日本的马桶和电饭煲,不买美国的汽车、澳大利亚的奶粉……
我只是在想,如果这些都被我们“怼”得渐渐远去,我们还剩下什么?
莫非,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重新回到“自给自足”的那个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