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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第一冤案

阅读量：3735820 2019-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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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规范兵法智谋

刘少奇1898年11月24日生于湖南省宁乡县，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曾经流行着这样一段佳话。毛泽东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刘少奇说：一天不用功，赶不上毛泽东。
然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少奇受到错误的批判，并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于1969年11月12日凌晨六时在在河南开封病逝，终年71岁。
1966年的冬天，北京出奇地寒冷。
宽阔的中南海湖面结起了厚厚的冰，灰白一片。路边、园中的林木，大都光秃秃的，毫无生气。原本是姿态各异的假山怪石，这会儿也显得冰冷而又凶险。凛冽的西北风从坦荡的冰面席卷而来，又从树林、房舍间呼啸而过，把整个中南海大院搅得满园寒彻，一片萧索。
12月18日下午2点来钟，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的里间，两个戴眼镜的人正在关着门密谈。这是两个“文化大革命”以来炙手可热的人物：一个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另一个是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头头、人称“蒯司令”的蒯大富。
“蒯大富同志，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然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
“敌人不投降，我们就叫它灭亡！”
“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蒯大富领受旨意后，迅速离去。
几个小时后，在中南海西楼一个小会议室里，是又一番情景。
公安部长谢富治和另一位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正在召集从军委办公厅、公安部等单位抽调来的4个人开会。
谢富治宣布：“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审查王光美，名称暂叫中央办公厅丙组。”接着他交待了领导关系、工作方法等事项。末了，他又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纸交给他们，说这是王光美专案组领导成员名单，要他们好好保存。

没有任何正式文件，“王光美专案组”这样就算成立！　　
从“王光美专案组”开始，形形色色针对刘少奇的大动作小动作，像西伯利亚南袭的寒流，一阵又一阵接踵而来。
1966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江青单独召见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要她彻底跟刘少奇划清界线。在江青的策动逼迫下，刘涛很快贴出造刘少奇反的大字报。
发生在北京和中南海的这些举动，通过各种渠道迅速传遍各地。“倒刘”活动蔓延全国，愈演愈烈。毫无根据地攻击、丑化刘少奇的舆论和行动到处出现，“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已经在各地随便呼喊。

1967年1月12日，戚本禹在钓鱼台16号楼召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些人开会。他说：“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轰轰烈烈”，“刘、邓、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当晚，秘书局造反派“红色造反团”联络了150多人，喊着口号强行冲进福禄居，围斗刘少奇、王光美。造反派要刘少奇低头弯腰，背语录，回答问题，要王光美站在一张独腿桌子上。

刘少奇背不出语录，造反派便大声起哄嘲笑。刘少奇回答说：“叫我背词句我背不出，你们可以问我毛主席的哪篇文章，写的内容是什么，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针对什么问题，在当时起到什么作用，在理论上有什么创见，这些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我是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主任，无论哪一篇文章的问题我都可以解答。”
1967年3月下旬，一份红卫兵小报披露张春桥等人的揭发，说刘少奇曾经吹捧电影《清宫秘史》，还自称“红色买办”。刘少奇凭他的政治敏感发觉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信号，背后藏有杀机。
在这种风雨如磐的情势下，在刘少奇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服务人员也成立了造反组织，起了个名称叫“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
在这险象环生的日子里，刘少奇还不能不为儿女们的处境担忧。他无法估计等待着孩子们的将是什么命运，但他确信人民群众能够理解和保护他的后代。他叮嘱眼前几个尚未成年的孩子，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最小的女儿小小只有6岁，平时活泼可爱，是刘少奇夫妇的掌上明珠。可现在，刘少奇预料自己已经无法保护和抚养她了。他决定把小小托付给保姆赵淑君，让这位朴实的农村妇女把小女儿带出去，带到群众中去。他交待妻子说：“要记住小小的特征，将来一定要把她找回来。”　　连续不断的打击使刘少奇的精神和身体每况愈下。7月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通知刘少奇说，中央的意见要刘少奇向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写一个检查。
围困中南海的造反派几次三番“勒令”刘少奇检查。刘少奇十分气愤，拒绝再写检查。他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送“勒令”来的人抗议道：“是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凭什么向我下勒令？”他当即把这些“勒令”原封不动转送中共中央，听凭处理。
尽管刘少奇作了最坏的打算，但重大的打击还是比他预计的来得更快、更严酷。
7月18日晚上，一群造反派闯进福禄居前院，七手八脚把刘少奇、王光美分别押送到中南海西大灶食堂和西楼大厅两个地方。批斗会开了两个多小时，不许刘少奇说一句话，却强行要他自始至终低头站着。他掏出手帕想擦一下汗，被造反派一巴掌打落在地。
批斗会结束，刘少奇被带回到已经查抄过的福禄居前院，王光美被带到后院。两个人被分别看管，互相见不到面，也不准子女同他们接近。
从此以后，刘少奇完全失去自由，除关押地点外同犯人没什么两样。他和王光美的一举一动都处于严密监视之下，随时写成书面报告上呈。
8月5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庆祝《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与此同时，中南海内的三四百人又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由中央文革小组曹轶欧、王道明坐阵指挥。算起来，这已是对刘少奇、王光美的第六次批斗。

这次批斗是最残暴的一次。
刘少奇的几个儿女，也奉命参加批斗会，目睹他们的父母遭受凌辱。他们看到了这样惊心动人的一幕：爸爸被打得鼻青脸肿，鞋被踩掉，光穿着袜子。就在这时，妈妈突然挣脱，一把紧紧抓住爸爸的手，爸爸不顾拳打脚踢，也紧紧拉着妈妈的手不放。他俩挣扎着挺着身子，手拉手互相对视。这是爸爸跟妈妈最后握手告别..几个坏人狠狠地掰开了他们的手，妈妈又奋力挣脱，扑过去抓住爸爸的衣角，死死不放……　
批斗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结束之后，造反派们将刘少奇押回福禄居前院。
这次批斗会后，刘少奇、王光美仍被分别关押在福禄居前后院。看管措施更加严格，昼夜有哨兵监视。从这一天起，一直到1969年刘少奇逝世，他再也没有见到过任何一个亲属。
此时的刘少奇已是重病缠身。对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和关于专案的种种情况，他一无所知。在对他立案、审查、定案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人向他透露过有关专案的消息，更没有人来听取过他的任何申述。为了捍卫自己的政治生命，他曾经几次三番地口头争辩、书面申诉，但这一切均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为了搞到刘少奇的“罪证材料”，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真正是不惜代价，不择手段，使尽了浑身解数。他们建立了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在全国范围内搜索材料。光为寻找“1929年在沈阳被捕叛变”的证据，就在沈阳组织了400人的“彻查队伍”，调阅的敌伪档案汗牛充栋，结果一无所获。为逼取口供，他们又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来一批人审讯，仅专案组直接关押的就达64人。把这些人抓来之后，他们采取勒令交代、长期隔离、日夜审讯、轮番批斗、软硬兼施等手段，编造假情况，拼凑能陷害刘少奇的伪证。
1968年9月，在江青、康生的一再催逼下，谢富治指挥“刘少奇专案组”日夜奋战，终于整出了三份所谓“罪证材料”，陆续送到了钓鱼台11号楼江青的手里。
江青审阅后用极端的语言为刘少奇问题定了性。9月16日，她虚张声势地批示道：“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林彪、康生、陈伯达也都批了意见，林彪还特别提出“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召开了。这次会议极不正常。195名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竟有71％的人被打成“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剥夺了他们出席会议的权利。97名中央委员当中，除上次全会以来去世10人外，允许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40人，开会时从候补中央委员中有选择地补了10人为中央委员，才勉强过半数。允许出席会议的候补中央委员只有9人。而扩大进来出席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军委办事组成员和“文化大革命”以来提升的各类人员达74人，超过总人数的一半。
江青、康生、谢富治关在钓鱼台紧张策划，把逼供得来的三份“罪证材料”综合改写成《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由张春桥修改定槁后提交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报告中提出：“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在最后一天批准了这个用伪证写成的《审查报告》，从而铸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
　精神上的重重打击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使刘少奇的身体急剧地垮下来了，1968年3月以后，他的病情明显加重。4月12日中央警卫局整理的《刘少奇情况反映》写道：“据大夫检查：刘的神智不大清楚，表现定向，辨别不清，表情呆板，对问话没有反应，说不清一句完整的话。两脚移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在穿衣、安假牙时，几次发现上下倒穿、倒安的情况，当别人告其错了时，还不知纠正。”
由于得不到有效的医治，刘少奇的病情终于恶化。7月9日，他的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生命危急。这时才赶紧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来几个医生组织抢救。医生们会诊提出，“现病人的情况处于十分危重的状态，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建议将病人撤离监护环境住院治疗，但得不到批准。没办法，只好从北京医院拉来一些医疗器械，就地治疗。　　刘少奇的卧室很快布置成了病房，放上了氧气钢瓶、点滴注射吊架。经过抢救医治，到7月24日刘少奇总算又缓了过来，脱离了危险期。
打那以后，刘少奇只能整天躺在床上，在重病的折磨下苦熬，他已经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可得不到应有的护理。他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不知道自己的妻子儿女眼下身在何方，遭遇怎样？只有严密的监视仍像影子一样从早到晚跟随着他。

刘少奇的家人已经不可能来看望他、照顾他了。这个时候，他的妻子王光美正被关在秦城监狱一间阴暗霉湿的牢房里；在包头某国防工厂任副总工程师的长子刘允斌，已在1967年底挨斗后卧轨自尽；在内蒙古自治区计委工作的长女刘爱琴，正被关在“牛棚”里，不准回家；在七机部一院当技术员的次子刘允若，1967年被江青点名后被捕入狱。原来一直同刘少奇、王光美生活在一起的4个子女，也早已被赶出家门，流落各处：19岁的平平被关在单人牢房；17岁的源源四处逃亡，1968年12月又被抓进拘留所；15岁的亭亭一个人住在学校，还时不时要她检查；年仅7岁的小小也饱受欺负和歧视。
刘少奇的病情反反复复，频繁发作，一次比一次严重。1968年10月11日以后，他不能用嘴吃东西了，医护人员只好对他实行从鼻孔插管灌食。这种维持生命的方式，一直继续到他逝世。
1969年7月，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再度大发作：高烧，咳嗽，呼吸加快，两肺湿罗音明显增多，心率加快，医生们又紧急会诊，一致认为他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因他年龄大，久病长期卧床，消瘦，抵抗力极差，容易发生休克、心力衰竭、糖293尿病酸中毒等并发症，故预后不良，可能随时发生死亡。”经过一阵紧张的抢救治疗，病情总算又暂时稳定了下来。到了10月份，中国北部边疆局势紧张，战云聚集，毛泽东作出了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10月17日，正在苏州休养的林彪以副统帅的资格发出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全国据此进行大规模备战行动。
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决定将一些重要的审查对象分别转移外地。刘少奇当然首当其冲，决定将他送往河南开封。10月17日晚，一架伊尔—14型飞机早已停在北京西郊机场待命。19点23分，躺在担架上的刘少奇，在两名专案人员的押送下，被七手八脚抬上飞机。由于走得匆忙，有关人员只给刘少奇套了一件上衣，连裤子鞋袜都没穿，就用一条被子往他身上一裹，放在了担架上。
飞机到开封机场着陆已是21点30分。同机跟去的还有一名医生、两名护士和原卫士长李太和。刘少奇被抬下飞机直送监护地点——开封市革命委员会机关一号楼小天井院。这个地方是旧中国的同和裕银行。小院四周是连接着的三层楼房的墙面，墙体高大坚固，只有一条安装了铁门的通道可以出去。刘少奇被安置在北楼一层一个套房的里问。在通道门口和刘少奇卧室门口布置了两道警戒线，还有昼夜24小时双哨床前监视。警卫方面确是严密到了万无一失。
这些如临大敌般的看管措施显得荒唐可笑，实际上也毫无意义，因为刘少奇已经病得神智昏迷，不能下床了。11月6日，从北京跟来的人全部奉命返回。刘少奇的监护、医疗工作完全交由开封驻军负责。
看管、护理刘少奇的人员是从开封驻军部队抽调来的，尽管事前他们都接受了“激发对刘少奇阶级仇恨”的阶级教育、保密教育，可大家还是十分惊讶：眼前所见的景象，同报纸上所谓“最凶恶敌人”的说法，反差实在太大，怎么也对不起头来。他们看到的是，这位“重点监护对象”瘦成皮包骨头，病得奄奄一息，靠鼻饲维持生命，似乎连说一句话的气力都没有了。
到开封没有几天，刘少奇的病情就发作了3次。第三次是在11月10日，刘少奇又高烧不退。当地医护人员限于水平和条件，又不熟悉病史，只得仍按肺炎治疗。
11月12日凌晨1时许，刘少奇身体状况急趋恶化，发生点头张口呼吸、嘴唇发紫等现象，吸氧后也不见改变。值班护士仍按原处方用药，到6点38分，发觉情况不妙，连忙叫其他医护人员来抢救，然而为时已晚。6点42分医护人员到齐，3分钟后，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71岁。

此刻，是1969年11月12日早晨6点45分，离刘少奇被送往开封还不到26天。在他临终前后，身边没有一个亲属。他的妻子儿女在几年时间里对他的生死下落一点也不知道，一直到林彪灭亡后的1972年，才得知刘少奇已于3年前离开了人世。
11月13日午夜，刘少奇的遗体被送到开封火葬场秘密火化。
火化手续是从北京赶来的专案组人员办的，登记申请人时冒用了刘原的名字。对死者则填了“刘卫黄”这个刘少奇少年时曾经用过但不为外界所知的名字。
刘少奇的骨灰被装在一个临时从商店买来的普通木质骨灰盒里，交费后寄存在开封火葬场骨灰存放室。火葬场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是谁的骨灰。中国广大的老百姓，更是对刘少奇之死毫无所知。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斗转星移，岁月悠悠，历史的脚步沉重而又迅速地跨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
1980年2月，“文革”结束后的第4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主席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沉睡14年后，终于昭雪。

刘少奇生前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他去世后遗体火化，骨灰撒在大海里，刘少奇治丧委员会和他的亲属尊重他的遗愿。中共中央书记处将散撒骨灰的任务交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执行。
这年的5月19日上午，刘少奇的骨灰在治丧委员会代表和刘少奇家属子女的护送下，由北京乘专机运抵青岛军港。
众多的人民群众和解放军官兵聚集在青岛码头，为这位一代伟人作最后的送行。中午，执行散撒仪式的5艘海军军舰在绵绵细雨中编队驶向黄海海域。午后1时许，在哀乐和21响礼炮声中，刘少奇的骨灰撒向了浩瀚无边、滔滔不息的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