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典上，除了现任的国家领导人之外，原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等老同志悉数登场，但朱镕基缺席了。网友的目光开始聚焦朱镕基。
朱镕基用自己的信念和行动，影响了一代又一青年，也打动了一代又一代国人。
他是一个时代的背影，他所做的事情，注定会在历史的厚壁上留下深刻的掌印，让人无法忘记。
竞选上海市长：我是孤儿 有很多缺点朱镕基同志《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全文。
（1988年4月25日）
同志们：
根据大会的安排，现在我向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也许要超过大会规定的时间，因为如果我不讲的话，也许过不了这个关，一会儿还得提问题，还不如我主动“交代”为好。
第一，我的简历。我参加革命的时间比较晚，经历比较简单。我1928年10月出生于长沙，中学都是在湖南省念的，1947年毕业于湖南省立一中，同年在上海考取清华大学，念电机系。入大学后就参加了学生运动，1948年冬天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1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担任生产计划室副主任。当时的计划处处长先是柴树藩同志，后是袁宝华同志。1952年东北人民政府撤销后，我随马洪〔编者注：1952年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秘书长〕、安志文〔编者注：1952年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等同志到了国家计委，这时是1952年11月。在国家计委一开始是管电，1954年到工业综合局负责综合处工作，之后我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同志的秘书。
后来由于张玺同志患癌症，我同时就兼任了国家计委机械工业计划局综合处负责人，直到1957年，赶上了“大鸣大放”、反右派。在“大鸣大放”的时候，同志们说，你是党组领导的秘书，你不跟党组提意见那谁提啊？一定要我提。我就在局里面讲了3分钟，但出言不慎。在10月份以前大家都觉得我的意见提得不错，到10月份以后就说你这个意见要重新考虑，到1958年1月就把我划为右派了。但是对我的处理还是非常宽的，我想是因为国家计委的领导和同志们对我都十分了解吧。因此，我被撤销副处长职务、行政降两级、开除党籍之后，还继续留在国家计委工作。在开始的一两年，我担任国家计委老干部的业余教员，教数理化，后来恢复我的工作，在国家计委国民经济综合局工业处工作。
我非常感谢国家计委党组织对我的关怀，始终没有把我下放，使我有继续为党工作的机会。“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在国家计委农场劳动了五年，这五年对我是极大的教育。尽管我们还是国家计委的干部，在一个集体农场，但终究是在农村，所以对农村的了解、对劳动的体会还是不少的。这五年，我什么都干过，种过小麦、水稻、棉花，放过牛、放过羊、养过猪，当过炊事员。
1975年后，我回到了北京，当时我的关系还在国家计委，但被分配到石化部管道局电力通信工程公司工作。我就带了一支徒工队伍，从爬电线杆开始培训，一直到能安装22 万伏的高压线和11万伏的变电站。这一段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对我也是极大的教育，使我有一点基层工作的经验。到1978 年，马洪〔编者注：197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同志要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室主任。
不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纠正了错划我右派的问题，同时恢复了我的党籍，恢复了我的职务。这个时候是袁宝华同志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康世恩同志担任主任，要我回国家经委，因为国家经委实际上是从国家计委分出去的。1982年新的国家经委成立后，我开始担任经委委员兼技术改造局局长，1983年担任经委副主任，1985年担任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一直到今年年初，就到上海来了。这就是我简单的经历。
第二，同志们要求我说说政绩。这个是难以启齿，不好说啊！当然，在我30多年的工作期间，尽管在1957年以后遭受很多挫折，但在工作方面组织上对我的评价还是不错的。我自己的特点、我的信条就是独立思考，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认为就应该怎么讲。
我是一个孤儿，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1947年找到了党，觉得党就是我的母亲，我是全心全意地把党当作我的母亲的。所以我讲什么话都没有顾忌，只要是认为有利于党的事情我就要讲，即使错误地处理了我，我也不计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恢复了我的政治生命，同时也可以说是焕发了我的政治青春，我始终相信我会得到我们党的正确对待。我就是有这么一个特点，或者说我是力求这么做的。
第三，自我评价。我觉得作为上海市长我不是最佳人选，我有很多缺点，在很多方面比我的几位前任，特别是比江泽民同志差得很远。我讲三条：
第一条，我只有领导机关的工作经验，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刚才讲了我25年在国家计委、10年在国家经委工作，基层工作经验就是在管道局很短的一段时间，既没有当过厂长，也没有当过区县的领导。江泽民同志很早就当厂长，而且是大厂的厂长。我也不是从农村基层上来的，对人民的疾苦了解不多。这是我很大的一个弱点，今后恐怕在这些方面还要犯一些决策的错误。
第二条，我只有中央工作的经验，没有地方工作的经验。我没有在地方工作过，一直坐在北京，所以到上海来了后，这三个月的白头发比什么时候都多。江泽民同志预言一年之内我的头发全部变白，这是他的体会，我已经感受到了。工作确实是复杂，确实是难做，所以江泽民同志经常讲他的神经处于紧张状态，我现在也体会到了。
第三条，我性情很急躁，缺乏领导者的涵养，干工作急于求成，对下面干部要求过急、批评过严。这一点我应该向江泽民同志好好学习。宋平同志在我来上海工作之前和我谈话，他说你要求干部严格不是你的缺点，但是你批评人家的时候不要伤人，说话不要太尖刻。这些都是语重心长的话。说到我的缺点时，他说你应该学习周总理，批评同志后让人感到你应该批评，觉得是你对人家的关心。我确实是缺少领导者这样的一种品质，但我希望同志们监督我改正。说老实话，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啊，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一定要很好地改正自己的缺点。
朱镕基：干部吃喝  铁腕还铁得起来？
1989年7月22日  朱镕基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与干部轮训班学员座谈  前排右一为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赵启正   左一为市委党校副校长严家栋
集中力量办好几件取信于民的事（1989年7月22日）办好几件取信于民的事，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做，不要四面出击，两个拳头打人。如果弄得局面动荡，人心浮动，事情就搞不好。做一件算一件，扎扎实实。
我们目前首先要集中力量打击贪污受贿的大案要案，集中力量把这件事做扎实，效果一定会很好，做完后也无懈可击。
其次，老百姓痛恨的是一些“官倒”，要查处一些公司里面的腐败现象，撤销一些公司。这件事也得一步一步来，首先把那些腐败了的公司拿几个出来处理，公布于众。在流通领域中搞倒买倒卖，你倒我倒，加价几十道，对生产毫无好处，看准了的，撤销那么一批公司，但是也不能把生产、流通搞死了。要很慎重地研究这个问题，至于说什么咨询公司、行业协会、这样那样的学会，这里面问题甚多，现在不要去动他们。一个是他们现在还能起些积极的作用；另外，他们的问题属于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要通过政策研究来调节，不要急于去解决这些问题。在公司里面兼职的问题，主要是老干部的问题，也要慎重，既要一刀切，也要一刀一刀地切，看清了，一步一步做。
至于说党内的不正之风、以权谋私等等问题，包括行业不正之风，我们放后一些来解决。有些问题需要整个社会大气候改变以后，再去解决比较容易，现在解决比较难。我们不要企图一个晚上把所有的不合理现象扫除尽，要一步一步来。如扫黄色书刊，出动那么多人，扫掉以后48 小时，依然如旧。这种事一方面要经常扫，另一方面要看到不是一下子扫得绝的，要等到社会大气候好转了，才可能扫绝。
《解放日报》今天登一条消息，本市公安、工商等部门千余人上街，取缔无照经营，打击非法交易；但下面又登一条：外滩又被无证摊贩占领。我说对这件事不能小看，要扎扎实实地搞，做到制度化。同时也得估计到艰巨性，一步一步来，太着急了也不行。但是，信心还要有，上海的社会风气一定会好转。有的同志说，大气候这个样，你上海这样搞也白搭。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请客送礼照旧。这个不对。
大气候是小气候形成的，大家都来创造小气候，大气候就能形成。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们自己要做好。最重要的是领导干部要带头。我过去讲506 个局级干部是政府系统的，加上市委系统的，还有其他的局级干部，共2000 多人。这2000 多人是上海真正的精英、上海的“脊梁骨”，他们要都行得正、坐得稳，屁股上没有屎，不请客，不送礼，不吃请，不拿公款挥霍浪费、给自己修房子。不干这些事，上海的廉洁风气就一定能够形成。上海处级干部有两万人，2000多局级干部站住了，那两万人也就能站住了。
去年一年来，你不能不承认上海的风气有所好转。当然不能估计过高，说有所好转还是可以的。过去一年，我们的局级干部基本上是站稳了，虽然还是有违规的，也通报了不少，但基本上站稳了。再来一年，两万人可以站稳，这就好办了。我相信搞个三年五年，上海的风气是可以转变的，就是我们不能放松。
我也知道这很难，我现在也没有做得百分之一百的好，很难。但是只要我们大家有决心来抵制不正之风，上海的风气就可以好转，大家应当有这个信心。我愿意与同志们共勉，把这个风气带出来，带出1200 多万人一个好的作风。到那时，赌博啊、黄色书刊啊，就比较容易解决一些。现在还是要坚持不懈地查禁，但一下子要扫干净不是那么容易。
我还想讲讲干部的作风问题。我衷心希望各级干部在作风上能够更扎实一些，多办几件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实事。我曾提出过对干部的三点要求。我再次强调我们委办局的干部做事情更加扎实一点，能够贯彻市委、市政府的意图，扎扎实实地为基层办一些实事，解决他们的一点困难，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把全市的工作做好。
什么事都靠我一个人是抓不好的。希望12个区委书记、12个区长、9个县委书记、9个县长比我还积极，你们比我年纪轻一点嘛，要多到基层、多到老百姓那里去，关心他们的疾苦，解决他们的问题，希望你们成为受到他们爱戴的区委书记、县委书记、区长、县长。管理上海，要法制加铁腕。没有这个精神，不要想治理上海。当然，总的还是希望各级领导干部能够下去同人民在一起，同甘共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你那个铁腕，他也会谅解一些。但如果你自己高高在上，吃喝收礼，替自己修房子不掏钱，尽搞裙带关系，不以身作则，你那个铁腕还“铁”得起来吗？
朱镕基：开不出来，你的局长就不要当了
1989年8月3日，朱镕基陪同江泽民在上海市上海县塘湾乡吴泾村考察。右三为副市长倪鸿福，左三为市农业委员会主任张燕，左四为市委副书记、副市长黄菊
领导干部不能脱离群众（1989年8月7日）今年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难度还是很大，但我深刻地感到，市委、市政府确定的方针，是足以解决当前经济工作中的问题的。解决这个问题比经济工作本身难得多，因为我们有些干部和党员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群众，不能和群众同甘共苦，而是浮在表面，坐在办公室里不下去，以致很多事情贯彻不了，扯皮扯很长的时间。
昨天《新民晚报》有一条消息，说今年街道上没有洒过水。为什么？就是扯皮。市环卫局把洒水车下放到各个区了，但原来开车的司机各个区不要，就这么扯皮，扯了半年多，车子开不出来。老百姓提意见说：你们扯皮还没有扯够，怎么能洒水啊？这样的事情说明，我们市政府机关有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不关心人民的疾苦。我一再讲，你权力下放也好，体制有些改革也好，都不能影响原来的工作。所以我昨天跟天增同志讲了，告诉施振国同志，不要再扯皮了，我不管你怎么弄，反正三天以内你把洒水车开出来，开不出来，你这个局长不要当了。
施振国同志本身是勤勤恳恳工作的，也不要为这件事情批评他，但这事本身反映了我们市政府机关工作作风的问题，应该通报一下，我们以后不能再干这种事情了。现在什么事情都扯皮扯得一塌糊涂，不办事，把人民的利益摆在一边。包括我们的重大工程，我那天看重大工程简报反映，市化工局的重点技术改造工作，工人一天只干三个小时活，三个小时也不是好好地干，设备、材料乱堆，这还叫重点工程？市政府的重点工程还是这样子，说明我们的干部根本不下去。我觉得，市委、市政府再不转变作风，你有再好的方针、政策、措施，下半年经济工作还是搞不好的。
最近，我们市委、市政府响应中央的号召，中央要办七件事，我们也要办七件事，已经在报上公布了。我希望我们市委常委和副市长带头，要以身作则，说到做到。我也希望市纪委、监察局监督我们。吴德让同志，你上次不是告诉过我吗？副市长以上的你都不敢监督，是不是这样？（吴德让：副市长以上是中央管的。）你监督，为什么不能监督？我们一样也是在你的监督范围之内的。
另外，我希望我们市委常委、副市长能做到的，各委办局的负责同志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做，我们不要求你们跟我们一样，但你们自己也得有一些约束自己的规定，把这个作风层层地往下传。政府系统有600名局级以上干部，加上市委系统的，还有其他的局级干部，共2000多人，只要我们这2000多人真正地以身作则，那么上海的作风就可以转变，社会风气也可以转变。2000多人带两万处级干部嘛。处级干部的问题也多得不得了，最近市审计局有个材料，看了也是触目惊心啊，处长下去作威作福，要吃这个，要吃那个，怎么得了？！
今天的《解放日报》有一个消息，在普陀区一个外贸楼，一个一个的火腿罐头都扔在垃圾堆里。因为送的东西仓库里堆不下了，吃不了了，都坏了，就扔到垃圾堆里去了。这是一种亡国的现象，怎么得了？！所以，我们这2000多局级干部，主要是我们，如果整天脑子里只想着自己的房子、自己的汽车、自己要出国，不想工作，那上海就没有希望了。
我们在下半年要把整顿党风、加强廉政建设作为头等的大事。泽民同志要求下半年好好抓抓大中型企业搞活，我们要把这个作为重点。但我首先要抓厂长的作风，特别是那些大厂的厂长。有些厂长，不能够跟工人同甘共苦，怎么能够把企业办好啊？再给他优惠条件也不行。就这七件事，《文汇报》发了社论，《解放日报》没有发社论，《新民晚报》发了一个评论，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希望我们的市委、市政府干部要足够地重视。你们监督我们，我们也监督你们。我们能够做到的，希望你们不久也能够做到。我们做不到的，你们提出意见，举报我们嘛，这样上海才有希望。
也许，伟人的数量是固定的，只在对应的时代出现！
盛世风光满眼新  耄耋之年几度春
少壮常怀济民志  垂暮犹存报国心
征途险阻鼓剩勇  正气张弛系念深
岁月不居廉颇老  宜将清白贻子孙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总理万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