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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大屠杀就等于第二次屠杀。——诺贝尔桂冠诗人伊利·威塞尔
“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西班牙哲学家小说家乔治·桑塔亚
谁告诉世界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有一个名字值得世人铭记——张纯如（Iris Chang），美籍华裔作家。
在张纯如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出版前，南京大屠杀的英文著作数量为零，中国专家在这方面的专著也没有译作，因此欧美人对于南京大屠杀知之甚少，或者说是根本就无知。1997年南京大屠杀60周年之际，《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出版如一颗重磅炸弹，一掷出立即轰动全美，一段真实的历史浮出了水面。
2004年，36岁的张纯如在筹备第四部作品期间饮弹自杀。
在“九·一八”83周年之际，在张纯如离世10年之际，让我们再读一遍她的遗世之作——《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
以下文章摘自《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的序言，考虑到篇幅，本文作了部分删节。
■张纯如｜文
人类同胞相残的历史是一个漫长而凄惨的故事。倘若在这些恐怖的故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暴行的话，那么，没有几次劫难能在程度和范围上与二战期间的南京暴行相比。
在美国人眼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1941年12月7日开始的，这一天日本航空母舰所载的飞机袭击了珍珠港。欧洲人把二战开始的日子定在1939年9月1日，这一天希特勒的空军和装甲部队闪电般地袭击了波兰。在非洲人看来，二战开始得更早些——1935年，墨索里尼入侵阿比西尼亚(现称埃塞俄比亚--译注)。对于亚洲入来说，战争的开始则必须要追溯到日本对东亚军事控制的第一步——1931年侵占满洲。
正像希特勒德国在5年后所做的一样，日本用高度发达的军事力量和种族优越感，着手建立其统治邻邦的权力。日本人很快攻占满洲并建立“满洲国”政府，该政府表面是在他们使用的“傀儡”——一个早被废黜的皇帝的统治之下，实际上是在日本军方的控制之中。4年后，也就是1935年，察哈尔和河北部分被占领；1937年，北京、天津，上海和南京相继沦陷。对于中国人来说，整个30年代是十分艰难的。
的确，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人才最后从中国的土地上撤走。

毫无疑问，日本军队统治的14年有无数难以描绘的残暴事件。在许多曾遭受侵略者铁蹄践踏的城市和村庄中究竟发生过什么，我们永远无法了解清楚。有枣味的是，我们知道发生在南京的故事，是因为一些目睹了这场灾难的外国仑车当时把消息告诉了外界，一些中国人也侥幸生存下来，成翟目击证人。如果说有什么事件可以做为例证，揭露日本狂妄的军事冒险主义表面下的纯粹邪恶，那就是他们在南京犯下的暴行。
除了在日本人之间，南京暴行的大致情况已是无须置辩的。1937年11月，日本侵占上海后，马上对新建不久的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1937年12月13日，霹京沦陷，日本士兵在这里开始了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鲜见的囊暴屠杀。数万名年轻人被包围着驱赶到城外，然后被日军用机枪扫射，有的则被当作刺刀练习的活靶子，或是被浇上汽油活活烧死。一连几个月，南京城的街道上堆满了尸体，到处弥漫着腐烂的人肉臭味。多年以后，远东国际军事法譬叩专家们估计，自1937年末至1938年初，南京大约有超甚260，000名非战斗人员死于日军手中，还有专家认为这一数字超过350，000。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60年前在一个被称作南京的城市里发生的大屠杀的程度，我必须耍举出一些统计数字。
一位历史学家曾估算，如果把南京死难者的手连接起来，可以从南京一直拉到杭州，足有200英里长。他们的血登总重可达1200吨，他们的尸体可以装满2500节火车车厢。
仅从死难者的数字看，南京的暴行超过了历史上许多最残暴的屠杀。罗马人在迦太基屠杀了150，000人；天主教军队在西班牙宗教法庭大开杀戒(1543年西班牙宗教法庭将数以万计再洗礼教派教徒在火刑柱上烧死。--编注)；还有帖木儿，他于1398年在德里处死了10万名囚犯，并在1400年和1401年在叙利亚修建了两个头骨塔，但相比之下，日本人则大大超过之。
的确，即使与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相比，南京的暴行也足以代表最可怕的种族灭绝的行为。为更好地想象这个比较值，我们还必须了解基他一些统计数字。南京的死难者总数--仅仅是中国的一个城市--就超过一些欧洲国家在整个战争中的平民死亡总数。(英国平民死亡总数为61，000，法国为108，000，比利时101，000，荷兰是242，000。)

有人把飞机轰炸当作大规模破坏中最可怕的武器之一，但即使是历史上最猛烈的空袭也比不上南京的屠杀。确实，不管是用最保守的数字--26万，还是用最高的35万，南京死难人数比美军轰炸东京所造成的伤亡人数(约80，000-120，000人死亡)要多得多，甚至比在广岛和长崎两次爆炸原子弹造成的死亡人数(分别为14万和7万)的总和还要多。看到这些，怎不令人震惊?
我们不仅应当记住南京的暴行中的死亡人数，还应该记住他们被杀害的残忍手段……此情此景实在是令人惨不忍睹，就连南京城中的纳粹觉徒也感到恐怖，有人就称这场屠杀是“野兽机器”的工作。
但是，南京的暴行一直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事件。与在日本爆炸原子弹和在欧洲犹太人遭到屠杀不同，南京大屠杀的血腥恐怖很少为亚洲以外的人们所了解。
美国出版的多数历史文献都没有注意这次大屠杀。在对美国中学历史课本进行的一次彻底检查中，发现只有寥寥几本提到了南京的暴行。美国公众所读的综合的、或“权威”的二战历史著作中，也几乎没有一本详细地记述南京大屠杀的。
例如，《美国二战图片史》(1966)是连续多年最畅销的单本二战图片史图书，但其中没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幅照片，甚至连一个字也没有。在共计1065页的温斯顿·邱吉尔的著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59)中，找不到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一个字，在共947页的亨利·米歇尔的经典名作《二战风云录》(1975)中也是如此。在长达1178页的格哈特·温伯格的巨著《战火中的世界》(1974)中，南京的暴行仅仅被提到两次。只是在998页的罗伯特·莱基的《来自魔鬼：二战纪实》(1987)中，我才发现一段关于这次大屠杀的记载："希特勒的纳粹所做的一切使其胜利蒙羞的事情没有哪一件能比得上松井石根将军手下的日本士兵"。
南京大屠杀为什么在世界历史上受到冷遇是一个奇特的谜。不久，我想我找到了部分答案。南京的暴行之所以不像犹太人遭到的大屠杀或广岛原子弹爆炸那么举世皆知，是因为受难者自己在保持着沉默。
但是，一个答案的出现又会引发新的问题。我又在想，为什么南京暴行的受难者没有发出呼吁正义的呐喊呢?或者，假如他们曾发出了呐喊，为什么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得不到承认呢?我渐渐明白，这种沉默的幕后操纵者是政治。由于冷战的诸多原因，有关各方共同造成了对这一事件的历史性忽略。1949年以后，新中国和台湾都没有向日本要求战争赔款(像以色列不要德国赔款一样)。面对苏联和中国的"威胁"，美国急于得到它从前的敌人日本的友谊和忠诚。这样，冷战的紧张态势使日本逃避了许多严历的惩罚，而它的战时同盟国却没有逃脱。
另外，日本恐怖的气氛阻止了关于南京暴行的公开的和学术上的讨论，进一步压制着人们对事件真相的了解。在日本，如果表明自己对中日战争的真实看法，他可能会，也一直会受到失业的威胁，甚至生命威胁。(1990年，日本长崎市长本岛均说，日本裕仁天皇对战争负有一定责任。他因此被一名枪手射中胸部，差点死掉。)在这种危险弥漫的气氛下，许多严谨的学者都不敢为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去日本查找档案。的确，我在南京听说，因为担心遭遇不测，中国很少允许学者访日。在此情形之下，对于外国人来说，要想接近日本关于南京暴行的档案材料是十分困难的。另外，虽然近年来有一些参加南京暴行的日本老兵冒着被排斥乃至死亡的威胁，将他们的故事公诸于众，但大多数人并不愿接受采访。
在写作本书期间，使我困惑和气愤的是，顽固的日本人拒绝承认自己的过去。不单单是因为日本交出的战争赔款尚不及德国赔偿战争受难者的百分之一；也不仅是因为大部分纳粹分子即使没有因其罪行受到监禁，也至少是被迫退出公开的社会生活，可是在战后，许多日本战犯继续在工业和政府部门担任要职；也不仅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在德国不断向大屠杀的受难者表示歉意的时候，日本人却在东京膜拜战犯--一位在战争中受到日本迫害的美国人把日本人的行动形容为：这在政治意义上相当于"在柏林中心为希特勒建造一个大教堂"。
尽管证据确凿，日本许多知名的政治家、学者和工业巨子仍顽固地二口咬定，南京大屠杀从未发生过。在进行本书漫长而艰辛的工作时，他们的态度一直激怒着我。

相形之下，在德国，如果教师在历史课上删去大屠杀部分，将是违法行为，而日本人在几十年来一直把课本中南京大屠杀的材料有系统地清除得一千二净。他们从博物馆拿走南京大屠杀的照片，销毁原始的资料，从大众文化中抹去任何关于大屠杀的痕迹。甚至一些受尊敬的日本历史教授也加入右翼势力，进行他们认为是为国尽忠的工作：怀疑、诋毁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在专题片《以天皇的名义》中，一个日本历史学者用这样的话来否认南京暴行：“即使有二三十人被杀，日本方面也会非常震惊。那时，日本军队一直是模范部队。”
正是因为某些日本人有预谋地企图扭曲历史，我才强烈地感到写作本书的必要。
诺贝尔桂冠诗人伊利·威塞尔多年前曾提出警告：忘记大屠杀就等于第二次屠杀。
在写作本书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现着乔治·桑塔亚(1963-1952，西班牙哲学家小说家)的不朽警句：“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