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同志是我军杰出的高级将领，在革命岁月，他为人民立下丰功伟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是在粟裕同志直接领导下过来的，曾耳闻目睹他与林彪、“四人帮”斗争、保护老干部的情况。这里回忆几件极平凡的小事，从中可以看出粟裕同志的品德。“对干部要有一个基本看法！”一九六六年八月，粟裕同志因病在医院治疗，他带病出席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之前，“文化大革命”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发动起来，来势异常迅猛。不过，军事科学院机关内部暂时还相时平静。全会以后，粟裕同志主持开了一次常委会，传达了中央全会的精神。大家心情十分沉重，预感到一阵暴风雨即将到来。
粟裕同志分析和估计了机关的状况，考虑到社会上来势迅猛的浪潮，势必冲击机关，再三叮咛要严肃对待，妥善处理，决不可掉以轻心。会议之后，粟裕同志又专门对我说:“机关人数虽然不多，但是人员来自各方；相互间不够了解；军衔从元帅到士兵，各级都有，悬殊比较大，难免有些隔阂。现在要顺势善诱，实事求是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果然，军事科学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冲击来自两方面:一是机关内部的“造反派”；二是文化部系统各院校关于所谓“黑材料”的斗争。不几天，矛头对着两位院领导人的大字报接踵踵而来，调门愈来愈高，说他们是“修正主义”“三反分子”。我当时是院政治部主任兼院“文革办公室”主任，控制不住运动的发展，只好到医院向粟裕同志请示，最好以他的威望来坐镇。

粟裕同志默默地听我的汇报，叹了一口气说:“三反分子这顶帽子怎么能随便给人戴上呢？他们主持日常工作，很难避免会有缺点和差错。我了解他们，我和他们共事很久，对干部终归要有一个基本看法。根本谈不上三反的性质！”过一天，粟裕同志抱病来到机关，先看大字报，然后接见所谓群众代表，场面非常紧张，接见从午后一直延续到晚间八、九点钟。最后，粟裕同志讲话。他说有意见提出来是好的，也欢迎对他个人提出批评，但要经过核实后才能确定问题性质，究竟是日常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还是政治上的错误，结论过早是不适宜的。
当年，我对所谓“文化大革命”是很不理解。粟裕同志没有对我明讲，但在碰到一些难题时，却很犹豫，迟迟下不了决心。这同他在战争中叱咤风云，指挥千军万马，当机立断的大将风度和气魄，迥然不同。由此，也可以揣摸到他内心的忧虑是如何之深了。有一天，我送了一张广为流传的“百丑图”给他看，他紧锁双眉，略微看了一眼，气愤地说:“太过分了！看了使人难受！”他又说:“我们要慎重啊，一九五二年不是打了许多‘老虎’吗？有几个是真‘老虎’？”

当年十月，有人建议把作为“三反分子”的两位院领导人的一些所谓“问题”正式上报军委和中央。院党委处境非常困难。粟裕同志对我说，现在他们的问题都还没有核实清楚，怎么好轻率上报？！我们按照粟裕同志的指示执行了。因此也引起了一场使人极不偷快的风波。十月间，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粟裕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他书面请示叶剑英同志几个问题，其中一项就是两位院领导人的材料是否上报军委、中央的问题。叶帅在这一条眉批了四个字:“缓报为妥”。粟裕即将叶帅的批示给我看并送其他常委传阅。我满以为问题可以圆满解决了。但是在这之前起草好的两个文件已送交党委，党委还是照例讨论了这两个文件。一位党委委员首先发难，几个造反组织的代表齐声响应，对两个文件表示不满，认为只是客观地反映，没有党委的观点，矛头针对政治部和“文革办公室”，认为是在包庇两位院领导人。于是引起争论，不欢而散。
粟裕同志没参加会议，会后听了汇报。晚间，我正在反复思索，电话铃响了。一听，正是粟裕同志亲切和蔼的声音:“我的工作没有做周到，使得你们做具体工作的人左右为难了。”我听了十分感动。他说明天星期天不休息，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天，那位坚持上纲的党委委员却推故不到。粟裕叫秘书再三打电话，还是不到，不得已，亲自打电话，他才勉强来了。会议不免又是一番争论。不过结果还不错，决定文件再加工，暂不上报，要进一步核实。这是粟裕在“文革”中保护干部的一个事例，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粉碎“四人帮”妄图篡夺军权的阴谋
一九七四年秋，粟裕去广东，名为休息，实际上是在考虑许多国家大事。他以对党对人民高度的责任心，丰富的战争经验，渊博的军事学识，考虑到未来卫国战争中的一系列战略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的具体办法，要我同他的秘书，共同起草了一个文件，上报军委。当时，邓小平同志正在主持中央工作，他充满了信心，感到党和国家从此大有希望。一九七五年春，全国四届人大之后，粟裕同志受邓小平之命，下部队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他决定先到华东，这是有用意的。当时王洪文、张春桥之流已分别窃取了军内要职，妄图插手部队，上海又是“四人帮”的巢穴。他打算既实地观察了解“四人帮”插手部队和地方的动向，又相机对一些老同志打招呼。他四月出来，六月才回北京，先后考察了安徽、江苏两个省军区和两个军的一些部队，听取了所到县、市地方党、政干部的一些反映。他身体欠佳，仍废寝忘食，接见要求谈话的同志。
一次，在安徽合肥，粟裕同志提出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会上当有人问及对“城市民兵指挥部”的态度时，他说:“五十年代我当总长时亲耳听到毛主席说:鉴于苏联贝利亚事件的教训，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军队系统。现在，既有人民武装部，又搞民兵指挥部，值得研究。”他说这番话，目的是向出席会议的一些同志们打招呼，隐约暗示“四人帮”妄图篡夺军权的阴谋。在江苏，他也同好几位地、市委书记说到这一点。在一个军分区的一次会上，许多同志对“民兵指挥部”非常反感，指出今后的民兵建设究竟是一个指挥系统，还是两个指挥系统，实质上已接触到“四人帮”阴谋搞第二武装的问题。但是，有一位老同志却在会议上批评了这些正确意见，说这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会后，我向粟裕同志报告了讨论的情况，他听了以后，笑笑说要找这个老干部谈一谈。粟裕与他恳切地谈了话，对这位老同志来说，不啻是一记警钟，对他此后没有在民兵问题上陷得更深，无疑是有好处的。

六月返京，适值军委扩大会议的前夕。当时王洪文、张春桥已窃据军队领导要职，粟裕除了字斟句酌地向军委写了书面考察报告之外，对涉及“四人帮”的重大问题，只搞了一个提纲，向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军委副主席口头汇报。汇报的主要内容是:一、“四人帮”插手部队，搞“第二武装”，在安徽、江苏、山东等省搞“飞地”，要警惕他们搞“东南武装割据”。二、“四人帮”虽然力图插手部队，但团以下的战斗部队是稳定的，他们的手插不进去。然而，部队也有、少数投机分子跟“四人帮”很紧，还有一些糊涂人，以为“四人帮”代表正确路线，盲目信从。三、有些领导干部，脑子不清醒，热衷拉山头，搞派性，压一派，亲一派，这样搞得不好会把一些人压到“四人帮”方面去，不自觉地成为他们的“间接同盟军”。这次汇报，军委领导同志认为很重要。调查所得的一些材料和观点，在当年军委扩大会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副主席的讲话中也被采纳和应用了。
一九七五年八月，粟裕同志找我谈话，传达调我到南京军区工作的决定，并向我传达了“四人帮”的问题。特别提醒我要加强部队的党和政治工作，保证部队百分之百地置于党和军委领导之下。要十分警惕“四人帮”插手部队，要我同了盛保持距离。要我把“四人帮”在上海的动态通过他及时向军委反映。他为我在迷雾中指出了方向。这都是些极其平凡的小事，发生在十年浩劫的漫漫长夜里，然而，对于我，却是寒冬的篝火，荒漠的甘泉，迷途的星斗，苦旱的雷鸣，给我以鼓舞，给我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