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许这些移民和外国激进分子确实想要摧毁西方文明。但不妨想象一下，当他们到达这里并意识到任务已经完成时的失望。
战争：真正保守主义的死敌?文 / 本·刘易斯
>>Ben Lewis<<译：禅心云起
保守主义者看重什么?
如今，随便找一名保守主义者问问，你可能会听到诸如自由、信仰和家庭之类的词汇。然而，通常排在首位的，是“强大的军队”或“强大的国防”。归根结底，这些词只包含这么一个念头：战争。保守主义者相信战争。他们给予战争高度的评价，不仅把它当成一个防御手段，而且当成一种按美国形象塑造世界的工具。因此在保守主义圈子里，尽是运用武力粉碎意识形态或“把民主带给世界”的夸夸其谈。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保守主义者”对战争的态度，从根本上说是没有遵从保守原则的。历史上的保守主义者明白，战争攻击的正是保守主义的原则。现代保守主义者忽视了这段历史，他们拒绝了自己的智识先祖。
因此，很少有人再提出反战的保守主义理由了。无论原因是他们接受了和战争形影不离的民族主义，还是个人往往难以考虑战争的道德和政治含义，今天的保守主义者，不仅把战争当作生活的现实，而且把它当作一种特别有用的现实。战争侵灭了保守主义者的价值观——包括自由、家庭和生活——这是许多保守主义者忘记的一点。
但是，战争的鼓点声越敲越响，美国好战外交政策的无效性也越来越明显，保守主义者再没有比现在更佳的时机，重新发现他们对战争天生的怀疑态度。
战争对立于经济自由
让我们先解决简单的异议。战争，以及围绕战争发展起来的工业，是对自由市场的一种浪费性的资源流失。
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战争必然带有干预主义的甚至公有制计划的色彩。它导致了税收增加和通货膨胀，还让政府加强了对经济的控制。例如，在南北战争期间，北方首次设立了联邦所得税，而南方将战时工业收归国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联邦政府接管了相当大的一部分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集中计划了价格、生产和消费。
这部战争的历史，让保守主义者社会学家罗伯特·尼斯贝特（Robert Nisbet）不得不评论道：
“正是在战时，许多最初被左派倡导的改革才被（欧美）资本主义政府接受，并成为其社会结构的一部分。”
此外，众所周知，军费开支与其他政府计划一样低效。前五角大楼分析师查克·斯宾尼（Chuck Spinney）写道，围绕军费开支的政治“鼓励美国国防部所有层面的不道德行为”。斯宾尼解释说，这种行为包括了夸大威胁“来证明更多预算投入是合理的”、使用“非法的会计伎俩来掩盖计划的真实代价”，以这样一种方式授予国防合同——让政治考虑而不是经济或军事考虑成为维持或取消项目的决定性因素。
但我们不会从广播中或讲台上听到所谓财政保守主义者提到这一切。对于这些自诩为预算鹰派的人来说，军费开支一分钱也不可能削减——事实上，对他们来说，军费开支永远保持增长，是至关重要的。
一个真正的财政保守主义者，也许会问，对于一个军费开支超过位列其后7国军费开支总和的国家而言，这笔开支究竟何时才算足够呢？要么他也许会问，我们是否可以关闭美国目前驻扎在150多个国家的近700个军事设施中的任何一个？
但“共和党先生”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的常识，从现代保守主义当中消失了。他指出，政府“不能采取一种盘剥我们全体人民的收入或者（…）威胁国内自由的外交政策”。今天，保守主义者却主张无止境地增加军费开支，尽管他们义正辞严地讨伐自由派（僭称“自由”的民主党左派）过度铺张的行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历史上，一向支持军国主义和战争债务的是自由派。对于保守主义者作家比尔·考夫曼（Bill Kauffman）来说，主张战争的现代保守主义者“鹦鹉学舌般地重复前几代自由派民主党人的外交政策口号（…）可笑到不愿承认（自己角色的）这种颠倒错乱。”
非美国风格的帝国
美国军费开支的财政现实，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事实：美国是一个帝国。尽管我们美国人撒了一些自欺欺人的谎言，但美国军队可不是为了争取我们的自由而遍布世界各地。不，我们的政府花了所有这些钱，在所有这些国家拥有所有这些基地，就像西点军校毕业生、保守主义历史学家安德鲁·巴塞维奇所说的，为的是“全球力量投射”，即，随时随地通过武力施加美国影响力的那种能力。
美国人很久以前就拒绝了建国一代人的外交政策，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对种外交政策的表达闻名于世——他建议自己的同胞“对所有国家恪守诚信和正义，和所有国家促进和平与和睦”。
一代人之后，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在演讲中赞扬了美国对华盛顿（外交）原则的坚持。他说，美国“在近半个世纪时间里，无一例外地尊重他国的独立，同时主张并维护本国的独立。她拒不干涉别国事务，即使当冲突有利于她所坚持的各项原则。”
创始一代人的外交政策——管好我们自己的事，树立一个好榜样——已经被抛在了脑后。相反，美国人却为本国和建国原旨截然不同的异变拍手叫好。保守主义者历来反对这种转变，因为正如反新政的保守主义者加雷·加勒特（Garet Garrett）所说，“一边是宪政的、代议的、有限的政府，另一边是帝国，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共戴天、不可调和的对立。”
可悲的是，现代保守主义的主流拒绝了这种反帝国主义传统。但是，正如考夫曼所说的那样，“仅仅因为布什、拉什和福克斯对历史一无所知，并不意味着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必须对这个极不符合美国精神的美利坚帝国深信不疑。”
战争对立于家庭
鉴于这一运动目前的状态，战争、还有帝国，和保守主义不相容的原因，可能不会马上显现出来。原因在于，帝国及其战争不仅摧毁了自由，还摧毁了保守主义者认为自己最珍视的一切东西。其中最主要的是家庭。
战争的反家庭性质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没有什么能和它破坏家庭生活的能力相提并论。但是，重视双亲家庭的保守主义者，似乎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战争从孩子那里夺走了父母，让夫妻彼此分隔，让他们长时间离开家园。
因此，战争对家庭的负面影响就不足为奇了。对于婚姻来说，军事部署会导致更高的离婚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到结束，美国的离婚率翻了一番以上。最近，2013年一项研究发现，长期的军事部署导致新婚夫妇离婚的可能性提高了28%。
战争对儿童的影响同样是消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社工注意到青少年犯罪激增，一名社工认为战争是原因，“孩子的父亲在外打仗，他们的母亲出去工作，这分散了父母对家庭和孩子的关爱。”
战争对儿童的负面影响，在今天仍然十分明显，有数十个视频显示，孩子们奔跑着，眼泪顺着脸颊流淌下来，扎进返家军人父母的怀里。然而，（现代）保守主义者并没有意识到父母不在身边给孩子带来的痛苦。他们把这些视频解释为某种可以反复重播的美好场景，而不是家庭正在遭受持续摧残的证据。
即使在没有婚姻和子女的情况下，战争也损害了家庭，以国家取代其地位。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被广泛地认为是二战后最重要的保守主义者，指出“在远离家乡和大多数社会舆论力量的军事生活中，有种种诱因让一个普通年轻人堕落到懒惰和放纵的地步，让他越来越依靠国家来维持自己的生存。”
家庭，还有其灌输的价值观，是战争的牺牲品。道德和美德上的教育来自于家庭。最重要的是，爱、归属感和人生目标来自于家庭。保守主义者知道这一点，但他们仍然为破坏这一切的战争起立欢呼。
考夫曼认为，保守主义者需要改变他们的优先事项。“为了巩固美国家庭，”他说，
“我们必须缩减武装部队。将父母遣散回家，让他们承担起更家常氛围的、更无比重要的责任。因为常备军是一家制造家庭不谐的无情工厂。（…）与健康的家庭生活相容的唯一外交政策，是和平与不干涉。”
战争对立于生命
战争摧毁了生命。这一不可否认的事实，对于一心一意地相信生命神圣性的保守主义者，应该是他们反战的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理由。
然而，这一点常被现代保守主义者所忽视。对战争给平民造成的令人遗憾的“附带损害”，他们大概只是偶尔说些客套话，但这些评论，通常不过是呼吁发动更多战争的注脚。如果说（现代）保守主义者考虑过战争本身是否有什么不道德之处，或考虑过发动战争的人是否受到了什么道德约束，这种考虑也是十分稀罕的。
要了解战争的道德限度，我们可以观察个人的行为有哪些限制。很明显，除了自卫，在道德上（和法律上）禁止杀害他人。但即使在自卫方面，我们的行动也有限制。
如果我遭人袭击，道德允许我对这个人使用武力。但是，道德不允许我对碰巧在他周边的任何人使用武力。如果一名袭击者冲进人群，我没有道德上的正当理由，向人群疯狂开火，让那些没有袭击过我的人，承受失去生命的危险，希望能打中那个袭击过我的人。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问一问，政府的运作可否逾越出框限个人的道德底线。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一家政府，仅仅是个人的集合，并不拥有多于个人的杀害无辜者的权限。即使政府说它是居于“国防”利益而行事时也是如此。
自由至上论经济学家、哲学家穆瑞·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总结了这一点，他写道：“使用暴力对付罪犯来捍卫个人和财产权利是正当合理的；而对其他无辜者权利的侵犯是绝不容许的。”
在目前对待战争的立场上，保守主义者面临着他们的政策和珍爱生命原则（反堕胎是这一原则的应用）之间的巨大鸿沟。在国外，无辜男人、女人或孩子，和未出生的美国婴儿一样，都享有完全相同的生命权。在“那边”杀害一个无辜者，和在这边堕胎一样，都是一件道德上可憎的事情。因此，政府杀害无辜外国人的辩护者，与支持堕胎的活动人士处于同一道德水准。
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人生而平等。对于基督徒来说，这是否认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创造物，并载有祂的形象。替杀害无辜的人辩护，就是要求保守主义者放弃自己在生命神圣性上的原则性制高点。
在战争中，给抛弃这个原则找理由，变得太轻而易举。罗斯巴德观察到，在战争中，“社会变成了一个畜群，试图杀死其所谓的敌人，铲除并压制一切异于官方战争努力的意见，为了假设的公共利益而愉快地背弃真理。”
保守主义者应该积极地寻求避免战争，不仅仅因为战争摧毁了无辜的生命，还因为它导致珍爱生命者出卖自己的原则，沦丧自己的道德。
战争对立于文明
由于上述原因，传统保守主义者实际上一向是反战的。在它二战后的复兴时期，保守主义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战争如何危害文明。在那些保守主义者看来，军事胜利一旦违背了它为之奋斗的原则也就毫无价值。
在保守主义者学者理查德·韦弗（Richard Weaver）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让人目睹盟军对平民人口的广泛轰炸，是这种得不偿失的胜利的一个例子。韦弗观察到，这种行为摒弃了交战方之间恰当行为的西方传统。韦弗写道，
“（…）甚至直到晚近，战争制度也不得不作出适当的甄别。有些人有资格战斗，有些人没有；有些人要对它的危险和损失负责，有些人则免于承担责任；有些事情是参战的人可以做的，有些事情是他们被禁止做的。”
在韦弗看来，对平民发动战争“对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是如此的有害，以至于使人们怀疑复兴的可能性”。他发现，“比想象中更令人不安的是，事实证明了，通过宗教和人道的自由主义形成的克制太过薄弱，根本无法阻挡这股潮流。”
毁灭人性和道德的风险，导致柯克指出，“在某些情况下，在上帝的最终旨意中，失败不仅要比胜利光荣，而且危害也要小。”
韦弗警告说，现代社会在拒绝传统和道德的同时，是在拿西方文明的未来作赌注，
“一个堕落到发动（全面）战争的民族（…）放弃了文明靠耐心的示范和劝诫，缓慢而吃力地形成的甄别和克制。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这些成果也是脆弱的。它们很难形成，却很容易被粉碎，也难以再次复原。”
对韦弗来说，
“战争已经变成了一团烈火，炽热到没有任何容器可以容纳它；它能熔化任何东西，无论哪座炉子的墙壁，都不能把它限制在任何益处的范围之内。”
最终，保守主义者认为发动战争的方式至少和战争结果一样重要。韦弗写道，
“即使是在战争中，无论你从战争那里得到的是最好的还是最坏的，你为人行事的方式都让文明得以延续。真正的，绝对的禁止，是反对打破包括你和你的敌人在内的文明模式。
现代保守主义者，对整个群体的人民、战斗人员和平民，怀着毫无节制的好战态度，几乎把文明模式打个粉碎。然而，他们仍然敢于对其他文化的暴力进行评判，完全无视自己文化的不人道。
对现代保守主义者，尤其是对那些不断警告移民和外国激进分子想要摧毁西方文明的人来说，战后的保守主义者——其保守主义比今天任何以这个名号为幌子的东西都更富有内涵且更有原则——的观点是一剂良药。也许这些移民和外国激进分子确实想要摧毁西方文明。但不妨想象一下，当他们到达这里并意识到任务已经完成时的失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一项美国人愿意完成的任务。
结论
巴塞维奇（Bacevich）写及前几代（保守主义者）：“（…）在那些日子里（…）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意识，即战争本质上是恶性的，会导致各种各样麻烦缠身的后果（…）”但他正确地批评到，对于现代美国右派来说，这种意识已经消失了。
不幸的是，就像考夫曼所说的那样，
“战争抹掉并扭曲了传统保守主义者所宣称的一切。每一件事，从母亲天性到乡村教堂。然而（现代）保守主义者（…）对战争的尊崇胜过其他任何价值。它胜过了第一修正案；它把家园夷为平地；它用力击倒了十诫。他们毫不在乎。”
那么，现在是保守主义者再次在乎的时候了。需要停止对不干涉主义膝跳反射式的拒绝。需要承认战争的肮脏丑陋。不这样做，非但丢弃了传统的保守主义，还可能彻底摧毁它。如果传统不足以强烈地促使他们重新考虑自己对战争的看法，那么今天的“保守主义者”就完全不配使用这个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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