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丑》是一个不新的故事。在2005年的《V字仇杀队》中，导演就探讨了结构性暴力如何催生出个体的激进反抗。这部电影同样很有争议，因为其改编自一件真实事件——英国历史上骇人听闻的“福克斯火药案”。
 历史记载：1605年，一群梦想复辟天主教统治的狂热分子策划炸毁英国的议会和王室。激进分子福克斯将36桶火药偷运到国会的地下室，计划在11月5号议会大典那天引爆，但这一计划在5日凌晨暴露，福克斯等人被处以绞刑。 《V字仇杀队》如果单纯拍这个事件，定然会遭遇政治正确者的抵制，被扣上支持极端保守主义恐怖袭击的帽子。因而导演将故事的背景置换为一个极权社会，奥威尔式的“老大哥”在电影中再现：一个纳粹统治欧洲的世界，给人民带来恐怖，同性恋和异教徒被绞死。这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最憎恨的世界，在此V的暴力得以合理化为一种正义，代表对Totalitarian的反抗。

 
而十年之后，《小丑》的故事被重新搬上舞台，恐怖降临哥谭市，但哥谭并不是一个法西斯社会，而是当代美国的一个缩影，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由此出现的光荣与梦想，歧视与隔离，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现象折射。这也使得《小丑》中的暴力不会像V一样，得到批评家的一致赞扬。 很多人还将《小丑》和《黑暗骑士》进行对比，其实《小丑》是对《黑暗骑士》的一种消解。更准确地说，是对蝙蝠侠所行使的正义的一种讽刺。老鼠横行，权威失灵，才有了蝙蝠侠这只“大猫”。哥谭人民的失意，最终在英雄的诞生和牺牲中弥补。可是，蝙蝠侠的存在对其自身构成一个巨大的讽刺，因为蝙蝠侠出身的韦恩家族本身即那个垄断资本的象征，恰恰是结构之恶、愤怒之源在哥谭的化身。而蝙蝠侠其实代表法的正义，绝非弑父革命之人，它只是整个秩序倾覆之前的最后补丁。他最大的悲剧就在于，他所捍卫的，正是他所反对的。他可以惩戒暴徒，却不忍挑战整个秩序，因为他就是秩序的一部分，是整个垄断资本主义的最后守夜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蝙蝠侠是一个典型的美国英雄，而菲尼克斯版的小丑，恰是黑暗骑士的一个对立面。

 
看看哥谭市这个象征坐标，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体系的掌控者，韦恩家族虽然面目善良，但他们维持着这个体系。他们一边对着媒体大谈慈善主义，一边阻碍更彻底的变革，任由无产者在暴雨下饥饿和死亡。他们的怜悯，限于施舍和默哀。 从《小丑》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在当下的资本主义结构里，精英阶层如何隐性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靠赤裸裸的剥夺和伤害。实际上，现实中的精英是电视等媒体上最喜欢把爱和关怀挂在嘴边的一拨人。但他们私下里实施精确的隔离术，这种隔离通过门第、学历、圈子、格调等一系列政治、经济或文化资本的积累来完成，由此迅速认出同类，筛掉底层。精英对底层的剥夺也通过隔离实现了掩护：限制上升的通道，同时圈定底层的生存空间，灌输给他们知足常乐、岁月静好的哲学，以维持既定的秩序。 为了在实施一些必要的恶的同时，保持自身的“干净”，精英们也培养了庞大的雇佣集团。这个雇佣集团里甚至不乏底层的面孔，通过施之以恩惠，让他们制造结构性的恶。审查、隔离、虐待、剥夺等，大量的恶从这个雇佣集团中出现。在这个结构中，知识分子如果不体察自己的位置，潜移默化间也会成为雇佣集团的一部分。 因而面对白人知识分子莫瑞的道德拷问，菲尼克斯版的小丑只是说了一句:“如果换成是我被杀，不会有人在意，人们会若无其事地从我身上踩过。”一点也不奇怪，有评论者试图将新版《小丑》解释为一部左翼电影。

 
可是，虽然小丑的确是一个抗拒体制的人，却也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革命者。他没有成熟的政治理念，没想着发动革命后去建立一个怎样的新社会。他不是那种有雄心壮志的Vanguard中的一员，而是一个带有病理性哭笑症、缺乏父爱、内心敏感的常人。影片试图证明他的境遇不是孤例而是具有普遍性的。因为随之而来的是影片结尾，整个哥谭被熊熊烈火和打砸抢烧所笼罩。

 
而在特朗普上台的当下，《小丑》与现实构成了对照性的互文。他的愤怒，似乎影射着那些资本主义全球化中的受害者，例如美国锈带区工人的愤怒。但在现实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些受害者最终选择对精英体制投不信任票。相反，他们投票选出了特朗普——一个以反政治正确面貌出现，实则恪守美国保守主义、代表工商业资本利益的白人富翁。而影片中的小丑显然更像一个集体抗议浪潮的导火索。亚瑟只是不经意间点燃了引线，而远非实际上的领袖。

因而将特朗普与小丑混为一谈很可能大错特错。某种程度上，特朗普倒有点像蝙蝠侠。他试图为自己塑造一个力挽狂澜的形象，遏制金融过度操纵，扭转产业空心化，“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只是他现在戴着一幅小丑的面具出场。与遭受美国自由主义精英的倒嘘相比，在球场上得分显然是更要紧的事——现实的讽刺喜剧远比电影精彩。
 
特朗普推特上发布的2020年竞选宣传视频配乐是《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主题曲《Why Do We Fall？》
当然，也存在一些严肃的反体制者。影片中高喊“我们都是小丑”的示威群体让人想起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数次无政府主义倾向的草根抗议事件。无论是占领华尔街运动还是黄背心运动，行动者总体上拒绝与体制性力量，包括政党和工会组织建立直接的联系，更排斥被代表和领导。人们也拒绝选出自己的代表去和政府谈判。但影片内外的两者真的是同一类型吗？《小丑》似乎暗示观众，这类草根运动总会导向失去理智的无政府主义暴乱——就像影片结局所展示的那样。

 
让我们暂时回到《V字仇杀队》。如豆瓣网友“行走的笔尖”所说: “V其实是罗伯斯庇尔和马拉的混合，趋向马拉的一面使他看起来饶有情趣，甚至缓解了暴力的令人不适。某种无政府主义色彩也冲淡了暴力的专制内核。但趋向罗氏的那一面才是V的答案。他在密室中练剑的镜头，如一种强迫症，显出复仇动机的苦毒。”今天的运动者在呼吁大众团结的同时，也试图从运动中清理V的影响，避免再有人打着“人民之友”的旗号收割成果，最终成为反噬人民的暴政者。也许不是巧合，V也是Vanguard这一单词的首字母缩写。 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没有完全避免V的危险之处，即当人人避免成为V，却信守一种武断的个人主义的话，社会仍会在混乱中分崩离析。多元主义也可能成为拒绝任何共情的借口。偏执狂不仅包括外向型偏执——个体要求思想和行动的绝对自由，随之必然将自己的准则强加他人之上，也包括内向型偏执——将与他者的联系泛化为迫害，从而走向社交退避或自闭防卫。两种偏执的汇合，最可能导向共识的破裂和恐怖的通行。历史上的典型案例，就包括法国大革命后期的一段历史。而无论扩张式还是收缩式，两类偏执狂其实恰恰内在于自由主义，其共有的基础乃是一种占有性的个人主义。
与对前一种偏执的戒断相比，无政府主义的草根运动可能忽视了后一种偏执的深刻影响。无论是占领，还是Be Water，人们或许仍然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分享着某些道德基础，而拒绝对任何“共同体”或组织（也是其他人）的权利让渡。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运动算是卓有成效的呢？直到今天，我们依然面对强势的金融资本操控以及代表性政党的结构性失信。也许要毫不讳言地说，小丑仍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产物。他走向“解放”的路径仍然是被规划好的，尽管他宣称自己是非政治的（I am not political）。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拒斥正义本身的暴力，如果暴力本身不是为了翻新对正义的定义的话？ 这实际上也是《小丑》试图呈现给观众的某种末日景象。它暗示暴力可以将资本主义的当下秩序（尽管未必是资本主义本身）送进坟墓，但重点是强调所有人也将逼近末日。究竟为何如此？为何体制的受害者没有其它方法？为何过去的办法被抛弃？它却不愿意或无力给出有效的分析。从这点来说，《小丑》在客观上如果不是消解，至少也是悬置了暴力的合理基础，即革命正义：允诺一个更真实的正义去取代虚假的。这导致我们如果寻求对小丑暴力的合理化，就只能滑向对反理性主义的生命激情和欲望的崇拜——这难道不是一种分裂吗？

 
我们会发现德勒兹的某些观点与《小丑》的相容之处。亚瑟是再典型不过的德勒兹式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德勒兹敏锐地察觉出，精神分裂症是资本主义人类的普遍状态。但他接着给出的药方是，加速资本主义的欲望生产，而精神分裂是通向解放的途径。疏漏在于，他没有处理当一个精神分裂者遭遇另一个精神分裂者该怎么办这样基础的问题。一旦欲望的流动遭遇阻碍，就必然凝固为偏执的专制主义。精神分裂也可能成为敦促偏执狂由内销转外销的动力。因而精神分裂（小丑）的运作在资本主义这里是离不开偏执狂（V）的内嵌的，法西斯并不外在于资本主义。 总之，尽管《小丑》道出了一些真相：在秩序日益崩解的当下，反杀式的暴力几乎在所难免，但它仍然编织了不少谎言。它将那种出没于公共场合的孤狼式恐怖袭击者形象嫁接于草根运动者身上。可是，孤狼是不擅长集会狂欢的，除非狂欢完全是小丑亚瑟的又一幻想；要么，他们从来都不独来独往，而是在某种意识形态中找到了归属。那么在现实中，他们对应的就应是那些崛起的新纳粹团体和3K党。要知道，并不是任何试图用暴力取代旧有秩序的力量（尽管他们可能是受害者）都值得被期待。因为他们也可能自上而下被组织为法西斯。人们当前就可能在面临这样的紧急局势：草根运动能否赶在法西斯的组织以前更有效地组织起来，进行一些调整，否则就要面临新世纪的战壕与焦土。
这就是我们不应对《小丑》式的“宽容”——一种容易被误解为左翼意识形态的去意识形态分析——产生无原则也是失焦的共情的原因。尽管在改写精英主义秩序的迫切心情上，人们总是与《小丑》类似的。

作者 | 宗城、阿克加编辑 | октябрь本文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欢迎在文末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