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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平建:二中,我的大学

阅读量:3830708 2019-10-27



夏平建|文
  1972年1月,一个晴朗的早晨,二中校园里,第一节课的上课铃刚落,喧闹的校园顿时安静下来,教导处的办公室里,老师井然有序地忙着各自的工作,一个孩子走了进来,一张稚嫩的娃娃脸被一身中式的对襟棉袄映衬得很不协调。  孩子静静的站在教师办公桌边,不敢惊动正在埋头批改作文的老师,许久,坐在一大堆作文本后面的教导主任童老师抬起头,问了一句:"你是哪个班的同学?今天又怎么啦? ”  孩子腼腆地说:"童老师,我是来报到的师范生。”  “啊!你是新来的老师,欢迎欢迎。"童老师站起来,热情地说:"你来得太好了,学校正需要人手。你在南通师范学的什么科? ”  "我学的是理科,我想到初三教化学。"孩子怯怯地说。  童老师说,’下学期再给你排化学课,这学期还有一个多月了,初一语文组的缺一位老师,你先顶一下吧。"说着递给我两本书,一本初一的语文课本,一本教学参考书。  第二天,这个穿着对襟棉袄的孩子站在另外一群孩子面前,开始了一辈子的教师生涯。  这个孩子是我,身上的中装棉袄是父亲为了让我在学生面前显得老成一点,请裁缝师傅连夜赶做的。  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那年我十八岁。  1982年初,还是一个寒冷的早晨,我在二中广播室里最后一次播完了广播操音乐,关掉了扩音机,揣着团市委的调令,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二中。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我和很多人一样,经常想象着调往有更大发展空间的单位,尽管如此,当我走出二中校门时,眼泪还是情不自禁涌了出来。  离开二中的时候,我二十八岁了。  十八岁到二十八岁,对一个青年来说,正是读本科、硕士、博士所需要的时间,然而命运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经常想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学到了什么真正有用的东西?回过头看,在二中的十年,恰恰是我一生中最主要的学习时光,我用十年的时间,在二中读完了我的大学,尽管没有学位,但是我在二中这所大学学到的东西,影响了一生。  在二中,我学到了安身立命的基础逻辑,那就是: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勤奋是一个普通人唯一可以选择的生存方式。勤奋地做事,勤奋地学习是二中教给我的价值观。  我在二中工作的那个十年是一个典型的动荡年代,前五年正处于文革的后期,后五年是拨乱反正、凤凰涅磐的新起点。以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前后的许多观念和规则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在当时二中的教师队伍中对学校内外的一些事情也有不同的见解,但是,"勤奋地做事"始终是大家对待教学工作的基本态度。  这种基本态度超越了观点分歧,不管外面有多乱,二中的老师们对学生、对上课、对活动总是充满了热情。  正是有这样一批勤奋做事且年富力强的骨干教师,二中在三中全会以后很快就建立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因此当时二中的教学质量在全市是名列前茅,后来为了恢复通中的重点高中地位,二中一大批优秀高中生被抽调到通中,后来成为应届生高考的骨干力量。  1978年,汪洋书记调到通中,从此拉开二中向全市中学输送干部的序幕,1980年前后,市区三分之二的中学领导班子里都有从二中走出去的干部,从这个意义上说,勤奋工作的二中教师在特殊的时间节点上为南通的教育事业作出过特殊的贡献。  正是这样一种氛围的熏陶,我一直就确信:唯有勤奋, 才是面对各种机会和挑战的不二法宝,这些年来,我经历过专业跨度很大的工作调整,每次遇到这样的事情,我总是信心满满,没有退缩的考虑,因为,我的职业起点教给了我最重要的生存技能就是“勤能补拙”。我相信只要把别人打牌和闲聊的时间用起来,没有什么学不会的东西。  当年二中的老师们给我另外一个影响就是作为专业人员面对时代变迁的唯一选择就是勤奋地学习,不断地追逐新的知识和技能。  在二中工作的早期,我参与了很多政治色彩颇浓的行政事务,不少人认为我以后就是一个政工干部的料,但是二中的老师们看未来的眼光更长远,他们用自己的经历不断提醒我,专业才是一名教师的看家本领。他们反复鞭策我要读书!要考上真正的大学!正是何广宇老师、周德民老师、孙镇老师、孙志翔老师、郭树坚老师等前辈的谆谆教诲,我一辈子不敢在学习问题上懈怠,正是这样的进取态度让我打开了许多未知的专业窗口,得到了更多的实践机会,职业生涯更加丰富和充实。  从二中出来以后,我先后在团市委、电视台、上海交大、数字电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工作过,每个岗位都带给我新的视野、新的感悟、新的积累。经常有人问我拿着什么心态去愉快地面对新的职业,我思前想后,我一没有硬背景、 二没有高智商,唯有二中教给我的"勤奋”二字。  在二中,我学到了必须忠实遵循的规矩,那就是只要选择在体系内生存,必须坚守以"奉献和服从"为基调的利益准则。  那些年,相比通中和市一中,二中的老教师少一些,文革中受到的冲击小一些,因此一段时间里,二中的教师队伍人才济济,大家如何发挥各自的业务特长,汪洋书记以自己模范的行动为大家树立了一个鲜明的榜样。汪洋在解放南通时就是党派来接管教育的干部,以他的资历,完全可以在官场获得更多的名利,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到他居功自傲的声音,只是看着他在不同的环境里默默地操持着学校的运转。当他到了快要退休的时候,一纸调令又把他调到百废待兴的通中,我清晰地记得汪洋书记赴任通中的坚定脚步,我对基层党的书记的认识就是通过汪洋书记的胸怀和行动建立的。  在二中,我学到了可被验证的处事经验,那就是:不管治理什么单位,为官要始终善待同事和下属,把员工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办是一个基层干部最有效的管理方式。  在这个方面,徐岳老师是我的真正的职场导师,他对待同事的真诚,对待学生的宽厚,对待存在各种毛病的人的仁慈成为我一生处理人际关系的依据。  当年我们没有什么权,也没有多少钱,在这种环境下, 徐岳老师的善良让我形成了非常单纯的为人之道,后来需要我去管一些人,管一些事的时候,这种准则就自然地被放大成为吏之道,我受益于这样的人际关系,逐步形成里自己“目标具体、过程愉快"的管理风格。  在我后来的岗位上,不仅在职时心情愉快,调离单位多年以后依然与老同事们情同手足,看起来大家都在感谢我对他们的好,其实,大家是在怀念我们共同的创业时光和无拘无束的同事关系。如果每一个单位的领导都能把看自己定位于只是上级派来安排运行的小组长,都能把单位的发展目标和员工的生活目标结合起来,都能把员工的事当成自己家的事来办,一定会很愉快的。  母校一百年了,记得大约1975年的时候,学校为了办一个教育成果展,从档案室找岀来敬孺中学创建时的校训"笃实耐劳”。历经岁月磨砺,抹去时代的浮尘,这四个字所体现的教育理念就是我在二中学到的精神品质。  二中,是我真正的人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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