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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由《北京大学教育评论》授权发布
作者：陈侃理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大学的专业完成学术重建并形成自己的学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魏晋南北朝史方向是其中一个可供参考的个案。周一良、田余庆、祝总斌三位第一代学人，在步入晚年之际，结成教学与研究方面的“联盟”，开创了学术至上的风气，并由第二代学人传承至今。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归纳人文学术发展的条件，体会学风在其中的重要意义，认识学人作为学术活动的主体所能发挥的关键作用。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的魏晋南北朝史方向在学界享有盛誉，无论学术研究还是学生培养，都有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魏晋南北朝史并非北大的传统优势学科，现在的学术传统是改革开放以后建立起来的。在短短三四十年中，大学如何建设一个高水平的学术方向，形成学术传统？学术传统的核心是什么，又如何得以维系？这是大学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也是高等教育研究的应有之义。笔者选择自己熟悉的学科方向，尝试做历史的考察，或许能为大学传统研究提出一个可供参考的个案。
回顾北大魏晋南北朝史方向的发展历程，其成功有多方面的原因，而最重要的因素是在重建之初形成优良的学风，并传承至今。这里所谓的“学风”，无关乎学术观点，也不是具体的观念、方法和课题。历史学探索已经过去的人类活动，研究的对象已经凝固，特别是古代史研究，所能利用的资料有限；历史认识的推进，历史学的存续与发展，不能不依托于研究者的个性，需要每一代人以自己的心灵重新思想过去。因此，观念、方法和问题意识的不断更新是历史学的常态，而让它们简单地在师生间代际复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风传承。
能在代际间传承的学风是一种更为抽象的学术价值观，表现为对待学问的风格。更具体一点说，包括学者如何看待学问、研究对象、同行同事以及自己的老师和学生，如何处理与他们的关系，以什么作为事业的终极追求。现代学者以学术为业，不能不面对这些问题。学院中的学生、特别是研究生，作为预备学者，也主要通过观察老师，思考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师生是“学”的主体，他们之间的言传身教和摹习熏染，不仅传承、而且塑造着学风。
魏晋南北朝史方向的发展史，可大致分为两期：从1978年至1990年代中期是学术重建和学风形成的时期，1990年代中叶至今可以说是学术发展和学风传承的时期。在前一时期，第一代学者周一良（1913—2001）、田余庆（1924—2014）、祝总斌（1930年生）发表了各自的代表作，共同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青年学人，实现代际交替；在后一时期，1950年以后出生的第二代学者迅速成熟，承担起主要的教学任务，丰富学科内涵，拓展研究领域，并使前一时期形成的学风得以传承。本文前三部分主要论述第一阶段，第四部分略述第二阶段。
荀子说：“学莫便乎近其人。”[1]这是说，人与人的直接交流在学问中至关重要。所谓大学，本质上是把做学问和想学习的人聚集到一起，使之相“近”。学风传承，人是最主要的媒介和唯一的实践者。讨论学风，离不开具体的人。本文所涉及的人物大多是笔者尊重的前辈、师友，但文中均直呼其名，既为避免繁琐，也是希望从客观的角度叙述和分析。失敬之处，相信他们能够原谅。写作中得到多位老师、学友的帮助，但毋庸赘言，行文论事终究不可能完全排除主观的理解和感受，其间的错误、失当之处由笔者个人负责。对此，读者自能鉴察。
一、 “松散而亲密的联盟” 
近代新史学建立以来，魏晋南北朝史作为一个研究非统一王朝的“小断代”，从业人数不多，研究水平却很高，产生了陈寅恪、唐长孺等多位名家和最顶尖的研究成果。然而，直到1980年代以前，北京大学在其中的角色仍无足轻重。1920至1930年代在北大担任过魏晋南北朝史相关课程的本校教师，有邓之诚、蒙文通、钱穆等[2]，皆为通儒大家，但无一专治这段历史。1935年蒙文通离任后，魏晋南北朝史课程出现了多人分任的窘况。(蒙文通离开北大之后的课程情况，参看钱穆：《师友杂忆》，岳麓书社1980年版，第153—154页。)抗战后北大复校，才有余逊（1905—1974）专任魏晋南北朝史课程。可惜余的教学影响不大[3]，且1954年起便因病不再开课。当时，调入北大不久的魏晋南北朝史专家周一良服从组织安排，转行从事世界史教研，遂由青年教师田余庆接手余的课程。田从近代史转入古代史教研室未久，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方面尚无积累。(关于周一良改行和田余庆转而从事魏晋南北朝史教研的过程，参看周一良：《毕竟是书生——我的自传》，收入赵和平主编：《周一良全集》第7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39页；田余庆：《周一良先生周年祭》，收入《师友杂忆》，海豚出版社2014年版，第53—54页。)此后政治运动频繁，直到“文革”结束，正常的研究活动都难以充分展开。“文革”结束后，周、田二人又因“梁效”问题受到政治审查，隔离学习，两年中不得从事教学。这就是四十年前北大魏晋南北朝史方向的状况。
1978年秋，周一良、田余庆结束审查，回系恢复工作。此时，77、78级本科生也已相继入校。师生们都感觉到，一个新时代开始了。这种氛围促使周、田与年轻一些的同事祝总斌，在魏晋南北朝史的教学与研究中走到了一起。
周一良在“梁效”审查期间，因重读“二十四史”而“旧欢重拾”，开始撰写《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在“梁效”审查期间的情况，见周一良：《毕竟是书生——我的自传》及《中国文化书院访谈录》，《周一良全集》第7册，第66—67、213页。写作《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的情况又见周一良：《致谭其骧[1978年10月21日]》，收入《周一良全集》第10册，第41页。）他生在宦学世家，曾祖周馥在清末官至两广总督，父亲周暹（字叔弢）是著名民族资本家、藏书家和爱国民主人士。周一良少年时随家庭教师学习古典经史和日语、英语，在书法方面也训练有素，是所谓“世家子弟”。从燕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毕业后，他入史语所工作，写出多篇魏晋南北朝史重要论文，时论以为贡献仅次于陈寅恪。（参看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收入《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2，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99页。此书为顾颉刚与方诗铭、童书业合著，写作于1945—1946年，1947年1月初版。）抗战中，他赴哈佛大学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归国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52年因院系调整而转入北大。1950年代，周一良已是知名教授，但他1963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所收论文都作于1949年以前[4]。中年奉命改行，使他未能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尽情施展。（关于周的家世和早年经历，见周一良：《毕竟是书生——我的自传》，收入《周一良全集》第7册，第2—39页。）
田余庆早年家境平凡。他目睹旧中国的贫穷和破败，志在“济世度人”，先学医，后入西南联大政治系，因不满于所学无关中国现实，大三转至北京大学史学系，在学时还参加了地下党。1950年毕业后，田余庆成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党务的负责人之一，任文科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助教，参与整理中国近代史史料。不久，他进入人民大学研修班学习，听到苏联专家讲课，只根据《联共（布）党史》的说法照本宣科，意识到近现代史在当时的环境下缺乏独立思考的空间，难以开展学术研究，故而借院系调整重组之机转入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不久，余逊病倒，田遂接手秦汉史和魏晋南北朝史课程。(参看田余庆：《我的学术简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7页；林被甸：《田余庆先生为何放弃近代史研究，转向古代史？》，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15年12月20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10621。）此后，他又成为历史系主任、秦汉史家翦伯赞的学术助手，负责《中国史纲要》秦汉魏晋南北朝部分的撰稿。然而，尽管他落脚史学研究后“充满欢欣和干劲”，环境却不允许他沉潜治学，很快“文革”降临，让他失去了“读书人最能拼搏出成果的十年”。[5]
祝总斌生在职员家庭，因家庭变故，高中未毕业即辍学。他1949年参加革命，入华北革大，1953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干部政法学院工作，1954年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辅导和讲授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史，1972年转至历史系。（祝总斌：《我与中国古代史》，原载《学林春秋[二编]》下册，此据《材不材斋史学丛稿》，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页；孟彦弘：《将宰相制度研究提升到更高平台——记祝总斌先生》，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17年5月31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96826。）祝总斌兴趣广泛，所学不受史学科班训练的所限，在小学、诗文、名物、天文历法等方面均有丰厚的积累，尤其擅长中国古代官制和法制史。但在1978年以前，他除了参加过《论衡校注》编写组外，还没有机会发表自己的史学研究成果。
时至1978年，周一良已经到了如今的教授退休年龄，田余庆、祝总斌也正由中年步入老境，但时代的变迁让他们同时感受到学术的青春。田余庆回忆，他与祝出于对周先生的敬重而找到他，“希望他能领着我们开展研究”，“多少有拜师的意味”。周则以“松散的联盟”一语，为三人的关系定了调。[6]在这个非正式的魏晋南北朝史教研“联盟”中，三人相互传看作品，反馈意见，帮助修改[7]。经过反复互动，他们建立起君子之交，指导研究生时密切配合，奠定了魏晋南北朝史方向重建的基础。
周一良晚年回忆说，他们三人“形成系内魏晋南北朝史方面松散而亲密的联盟”[8]；田余庆则指出，“‘亲密’一词，是他根据后来十余年中我们在科研方面的联系加上的”[9]。两字之增，反映出三人关系的变化。研究领域相同的杰出学者，本就不容易保持长久的亲密友谊，1950年代以至“文革”，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又粉碎了传统的人际关系。教授同事之间，即便最亲近的朋友也被发动起来互相批判，揭发隐私，友情和信任一旦而毁，彼此愈加不敢深交。田余庆晚年曾对留校任教的罗新说：“你们现在很幸运，同事也会成为朋友。”[10]了解了这个背景，不难推测，1980年代初周、田、祝“联盟”的“松散”中，仍带着谨慎。正因如此，早年经历迥异的三位学者同事在风吹雨打之后，晚年还能因为学术，由“松散”而“亲密”，就更显难得了。
三人“联盟”中积累最久、成名最早的周一良，很快就在业务方面由衷地欣赏两位同事兼同行。他在晚年回忆中提到这个“联盟”，称田余庆“好学深思，成就卓然，成为我的同行畏友”，称祝总斌“为我钦服”。[11]类似的表达还见于他的私人信件中。1983年，周致信同学老友、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纵论旧友新知，对田、祝两位都极力赞赏推举。他说，田余庆“能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又有祝总斌，同治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皆能深入，时有新著问世，为一良所钦服，不知我兄亦曾注意及之否”。[12]1988年，周还在中山大学举办的纪念陈寅恪先生大会上发言，大篇幅赞扬田、祝二人的研究“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处理历史问题，善于分析与联系”，“能迭出新见”。（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初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秘书组编：《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此据《周一良全集》第2册，第370页。）周一良在公、私场合推奖同事，甚至引起外界的误会，后来不得不公开解释：“我说，田先生在某些方面，他的工作胜过陈先生。有人误会，以为我说田先生全面超过了陈先生，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说，在某些问题上，田先生超过了陈先生。”（参看周一良：《向陈先生谢罪》，此据《周一良全集》第7册，第323—324页。）陈寅恪是周的老师和偶像，周将比自己年轻的田与之相提并论，显出他的学术气度。
周一良乐于接受同事的批评，并且公开表彰同事，田、祝对他十分尊重，三人在学术上有着愉快的互动。祝总斌回忆，他曾对《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初稿提出几点意见，周不但表示赞许，还在定稿出版时正面转述他的看法。(参看祝总斌：《我与中国古代史》，原载《学林春秋[二编]》下册，此据《材不材斋史学丛稿》，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3页。)这使同事深切感受到周的谦逊和真诚。田余庆写道：“周先生青年时已是魏晋史名家，在我与他交往中，他却从不以师道自居，也不多谈专业学术问题。他对我的影响毋宁说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周先生实际上对我起着引路作用，但又没有多少言论可以记述。”[13]由此可见田对周的尊敬，也可以体会周在学术交往中的涵养和风度。田、祝对周有“拜师”之意，而周并不将自己放在老师的位置上，以平等的姿态给予帮助，在田看来是近乎“不言之教”。对于小自己17岁的祝总斌，周的指点则约略有迹可寻。祝回忆《略论晋律的儒家化》一文初稿送周请教的情形：“他便指出：研究晋律和礼、法关系，不能局限于晋代，要‘上挂下达，非通史精熟者不办’。这对我启发很大。”[14]这种高屋建瓴的点拨对成熟学者恰到好处，祝尊重周而能虚心接受，从中获益。1989年秋祝在所著《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一书的后记中写道：“周一良教授、田余庆教授看过初稿，提出了宝贵意见，并在精神上给予极大鼓励。”[15]这些记述反映出三人在学术上的密切往来。此外，祝和田都曾得到周慷慨出借藏书，感谢他的无私帮助。(见田余庆：《周一良先生周年祭》，收入《师友杂忆》，第56—57页;祝总斌：《怀念周一良先生》，收入周启锐编：《载物集——周一良的学术与人生》，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
在这些交往中，周、田、祝三人的信任逐渐加深，建立起淡泊而真挚的君子之交。周曾赠给田一把折扇，扇面题字出自《晋书·石勒载记》，其文云：“尝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大惊曰：‘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16]这是周将田比作张良，感谢他匡正自己之失。周长于钟鸣鼎食之家，晚年虽历坎坷，但仍是书生意气；田则在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屡经时变，对世事洞察较深。从田余庆的回忆文字中可以窥知，198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匡谏已不限于学术范围之内。[17]赠扇题辞，既可见学者融会古今的雅趣，也反映出其交往进入更深的层次。田余庆说，周先生后来为“联盟”加上“亲密”二字，“准确地反映了实际情况，表达了他自己的感受，对我来说，也是荣幸”[18]。这个“亲密”除了指学术关系密切，也应包含精神层面的亲近。
二、没有门户之见
有学术上的相互欣赏与信任为基础，周、田、祝得以在研究生培养和学问传授上密切配合，不分彼此。他们在性格、行事和学术风格上的差异，有利于学生转益多师，获得丰富的滋养。他们的君子之交，也熏陶着学生的人格，影响着他们的交往。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的十余年间，魏晋南北朝史方向形成了没有“门户之见”的风气。
1980年代前期，周一良名声最大，不少学生慕名报考。但1986年，他就受“梁效”问题影响而办理退休，此后便将研究生都转入田余庆名下。[19]田、祝常合带研究生。田的研究精深，而祝的学问博通，研究生入学后，通常先由祝领着读《资治通鉴》，熟悉文言文和基本史事，又通过修习祝的政治制度史等课程，初步掌握进入史学的“钥匙”。(参看孟彦弘：《将宰相制度研究提升到更高平台——记祝总斌先生》；罗新：《清商远路自徘徊》；饶佳荣采访：《罗新：有所为有所不为，就做一个学者》，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18年4月21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47328。)这使北大魏晋南北朝史专业学生的研究多具有制度史的意识和底色。学生初识门径后，田余庆的政治史研究便显示出巨大的魅力。89级硕士生罗新回忆，他本科毕业于文学专业，史学基础一般，入学第一年与田先生少有接触。在经过祝先生的训练而入门后，他偶然读到田的《隆中对再认识》，惊觉“原来历史论文可以写得这么引人入胜”，于是找来田的其他论著，“读得昏天黑地，如痴如醉”。[20]田给研究生上课的方式是讲解他正在进行的研究，由此示范思考路径和分析史料的方法。当时的研究生不少人崇拜他，在论文选题和写法上加以模仿。祝总斌名下的83级硕士生陈苏镇回忆：“当时对学生影响最大的还是田先生。周先生跟我们接触不多，但他注重小学功底，对我们也有影响。”周一良的研究生郭熹微认为，周“从文字、方法、学风上对学生严格要求”，一字一句批改学生写的读书报告，“哪个字、哪个成语用得不对”，“都要一一指出”。[21]田余庆的85级博士生阎步克后来以官制史研究著称，在读期间被田派往周一良家中读书并提高英语水平。阎在第一本著作的后记中说：“要衷心感谢周一良先生，我曾有幸跟他读了半年多《世说新语》，其间颇多收获心得。”[22]1980年代中期以后，周不再直接指导研究生，与学生接触的机会减少。新学期伊始，学生去看田余庆，田说：“你们先去拜望周先生，他才是‘大菩萨’！”周一良则对学生称扬田不但精于考据，而且“有思想、有理论”。(据陈苏镇对陈侃理的谈话，2018年5月12日。)老师之间互相推重，促使学生向不同的师长请益，博集众长。从后来的发展看，阎步克的话题与祝总斌交集更多[23]，陈苏镇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到田余庆的影响。[24]
学生在选题和风格方面的自由发挥，得益于老师开明的思想和开放的态度。周一良认同早年史语所对待年轻人的方式，他自己指导学生时，“也总是希望他们在广泛自由阅读的基础上自己定题目，不太喜欢那种貌似计划性很强的出题作文方式”。[25]周一良为鼓励学生开阔眼界，曾说：“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应该放宽视野，要么上通秦汉，要么下探隋唐。只盯着魏晋一段，没有出息。”(据陈苏镇对陈侃理的谈话，2018年5月12日。)研究生郭熹微的回忆可以印证周的态度：“周师在学术上绝无门户之见，鼓励学生兼收并蓄。我们选修别的老师的课，有时候周师会很有兴趣地听我们说上课的情形和心得。他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不为学生圈定框框。做毕业论文，周师不给出题，而是让我们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自己选题。”[26]这一点在周、田、祝三人中是共通的。罗新回忆，田自述在1980年代担任系主任时，曾召集在读研究生开会，提倡“转益多师”，他在魏晋南北朝史方向研究生中，更是坚持告诫不休。(据罗新给陈侃理的电子邮件，2018年6月5日。)
田余庆将“教学相长”作为自己的原则，认为师生之间不能只是灌输具体的知识，而要进行思想交流。他说：“对于高层次的学生，特别是能力较强的博士研究生，我一般是以商量的态度跟他们探讨，不把问题和我的意见说得很死，留有余地。我愿意多听学生的陈述，激发学生自己思考，让他自己展开思路，我从中做必要的帮助。我只作建议，让他自行决断。”(郭九苓采访：《耄耋之年话教书——访历史学家田余庆教授》，原载北京大学《教学促进通讯》2009年9月24日，采访时间为2009年6月16日，此据《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2页。)他回忆，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共有8名博士生选题定在北朝，“如果不跟着他们转，就很难起释疑解惑的作用”，因而索性放弃原有计划，转入北魏史研究，后来写出了《拓跋史探》。[27]可见，他帮助学生的方式是跟上他们的思路。这样，确实做到了“教学相长”。
田余庆认为“创新必须独立思考”[28]，反对学生机械地模仿和追随老师，经常告诫学生：“泥我者死。”(参看何德章：《历史学家与古人对话的智慧》，《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1月11日；饶佳荣采访：《罗新：有所为有所不为，就做一个学者》。)他引用宋人吴曾对孟子的阐发，主张“大匠诲人必以规矩，不能使人巧”。他认为，老师对学生只能传规矩，也就是教授历史研究中“实”的层面，包括对资料的搜集、占有、考实等；而领悟学问还要有细致的“巧思”，不能直接得自老师，须靠自己学会，“要有悟性，要多思，要独立思考”。[29]强调“独立思考”，也就是反对学生照搬老师的问题、方法、观点，在同一模式下简单重复，要求通过自己的思考，发现新的问题，形成独到之见，开辟自己的领域。田余庆所说的“巧思”，必须是研究者自得的；机械模仿，不能成其“巧”。这是“大匠”培育“大匠”的办法。
周、田、祝三位老师在对待学生时风格颇为不同，却没有产生矛盾，反而营造了紧张中不失和谐的气氛。周一良在1980年代已属于“老先生”，是“学术权威”。他对学生随和中透着威严，偶尔一句批评便给人以震撼，而在学生取得成绩时的褒奖又能给予极大的鼓励。[30]田余庆对学生要求严格，往往与研究生初次见面就“泼冷水”。他对本科学文学的研究生罗新说：“从中文系、外文系改到历史系来的，少有成功的先例。”此后，田也时常“敲打”，让学生感到持续的压力。[31]祝总斌则被称为“菩萨心肠”，总为学生着想，认为一个人想学习，一定要想办法帮他。(参看饶佳荣采访：《罗新：有所为有所不为，就做一个学者》，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18年4月21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47328。)学生受到挫折而缺乏自信时，常能从祝那儿得到安慰和鼓励。89级博士生何德章在2010年1月的一次师生聚会中说：“当年的田先生好比严父，祝先生就像慈母。”此语引得在座的田、祝两位和过去的学生们开怀大笑。这样的氛围既鞭策学生向前，又给予他们温暖，是有利于学生开拓进取的。
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一批具有独创精神和独立见解的青年学者成长起来。1982年，邓广铭、周一良、田余庆、宿白、王永兴等教授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这个中心有意仿效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集中培养青年学者，开拓史学的新方向。以此为契机，1980年代中期毕业的研究生里，一批佼佼者得以留校任教。仅魏晋南北朝史方向就先后留下了胡宝国、陈苏镇、阎步克。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田余庆和祝总斌还招收、培养了多位博士生，魏晋南北朝史方向一时人物云集，盛况空前。当时，田余庆出任历史系主任，有意组织大家做集体项目，但众人响应不积极，便不了了之。多年后，几位青年学者各自做出成绩，田感慨：“不去争团体冠军，坚持单打独斗也不错。”此后，不组织申报大的集体项目，成为魏晋南北朝史方向的传统。这个传统有利于促使学者坚持独立研究，产生自己的“巧思”。（关于人文社会科学集体项目课题对师生关系和学术创造力的影响，参看施爱东：《学术行业生态志：以中国现代民俗学为例》，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9—10页。）
没有大的集体项目，并不意味着师生、同学之间缺乏交流。相反，他们的学术联系纯粹而紧密，同学之间切磋砥砺，学生也可以批评老师。
有人说，1980年代的学问是聊出来的。当时，青年学者几乎不考虑发表、求职、晋升的压力，没有形形色色的学术会议，反而更能在小范围自由而深入地讨论问题。陈苏镇、胡宝国都曾回忆过与阎步克三人彻夜长谈的经历。阎步克则在博士论文成书出版时写道：“我还要向学友胡宝国、陈苏镇、杨光辉诸位‘哥们儿’致意，平时的神聊‘砍山’中，他们的识见、才气与功力对我之启迪，于我实有‘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之效。”[32]有意思的是，“蓬生麻中”一语也被陈苏镇用在《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一书的后记里。[33]细读陈、阎二人著作中的汉代政治文化变迁和王莽新政等共同话题，体会他们使用概念、思路、方法、观点的异同，仍可依稀想见当年讨论时的思想激荡。（陈苏镇对此略有述及，见陈苏镇：《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力作——读〈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学友间的深谈能够影响学者选择课题乃至研究道路，有时潜移默化，而有时是决定性的。陈苏镇回忆他下定决心以董仲舒《公羊》学为突破口研究汉代政治文化的历程，说：“我知道这潭水很深，深不见底，所以犹豫了。一天晚上跟胡宝国深入地聊了聊，大体上理清了此事之利弊。”[34]这样的长谈，对促使他下定决心应该很有助益。
学生们在畅谈中独立思考，自然会产生自己的看法，可能与老师不同。这些看法能否表达出来，往往取决于老师的态度。郭熹微回忆，周一良鼓励学生根据史料提出自己的观点，即便与他相左，也不以为忤。[35]胡宝国认为，田余庆有纯粹的学术兴趣，“不计较别人反驳他的观点”。他给田的两部专著写书评，都不回避自己认为的“田先生在学术上的局限性”。他说，这并非自己勇敢，而是因为了解老师“有着宽广的学术胸怀”。（参看胡宝国：《以学术研究为宗教》，澎湃新闻·翻书党，2015年1月11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92921。陈苏镇对田余庆、祝总斌的观点也都提出过具体的不同意见。他说：“大学者都有大胸襟，不会因学生提出不同意见而不快。相反，他们会期待和鼓励后学登上自己的肩膀，去触摸新的高度。”[36]
学生对老师的观点表达不同意见，反映出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传统社会的师生关系通常是“师徒制”，“师傅”对“生徒”有高度的选择权和控制权，而“生徒”对“师傅”又有终身的依附性和服从义务。某位老师及其学生被合起来称为一个“师门”，通常以老师的姓氏命名，构成一种拟制的血缘关系，老师是“家长”，也是“掌门”。“师门”内部拥有共同的利益、崇拜共同的偶像，从而也封闭和排他，所以有“拜入门墙”、“逐出师门”这样的说法。现在，这种师徒关系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已经消除或弱化，但相应的文化心理仍然存续，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左右人的语言和行为。现代大学强调教育的开放、平等和知识的公共属性，有意打破旧式的“师徒制”。大学的教师和研究生导师必须“有教无类”，既与不同背景的学生在学业上充分交流和深入沟通，又排除知识独占和人身依附。就中国而言，“新文化运动”对旧道德和旧秩序的否定，也在思想上为建立新型师生关系开辟了道路。
田余庆和祝总斌在学生培养方面的不分彼此，还有个人和时代的原因。田、祝在青年时代都投身革命，思想上有“五四”的印记。（有关田余庆的情况，可参阎步克：《由小见大，见微知著》，澎湃新闻·翻书党，2015年1月10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92895。）他们进入魏晋南北朝史领域，都出于自身的兴趣或者偶然境遇，没有特定的师承，更不属于哪个“师门”。他们的第一批研究生大多来自77、78级的本科生，入校前已有较丰富的阅历，思想比一般大学生成熟，也更有主见。在1980年代积极向前的时代氛围中，他们多带有“启蒙”气质，与传统的“师徒”意识较为疏远。当时的学校中，也没有太多的利益可供分配，让师生之间在学术之外缔结纽带。在此基础上，老师间关系融洽，有意识地合作指导研究生，加之研究生人数本就不多，也使得“门墙”不容易建立。上述因素叠加，造就了魏晋南北朝史方向“没有门户之见”的传统。这种学风是难能可贵的，它有利于学者不受束缚地追求学术的境界。
三、追求学术的境界 
在周、田、祝三人中，周一良谦和幽默，以德为教；祝总斌通过他所教授的课程，将不轻信、不盲从、实事求是的风格根植在学生心里；田余庆在学术上的特点尤为鲜明，对学生的影响最大，也留下了比较多的文字资料。查阅这些资料，可以发现他几乎定义了此后北大魏晋南北朝史方向学风的格调。这种格调，可以归纳为“追求学术的境界”。
1991年夏天，田余庆为自己的论文集写序，引述“宁恨毋悔”四字，奉为治学圭臬。“宁恨毋悔”比较了两种感受：“恨”，是想写作却没有条件，因未能写成而有遗恨；“悔”，是指有条件写作而作品不像样，令人后悔。这句话，他在平时言谈中反复提及，还用在晚年的学术自传里。[37]“宁恨毋悔”，反映出田对失去的学术时光抱有遗憾，但在晚年仍不愿意降低标准、多出成果。他更看重学术的品质，有着极为严肃的态度和苛刻的自我要求。他说：“华而不实之作，无独立见解之作，无思想内容之作，趋俗猎奇之作，我都不去考虑。”[38]翻检他1980年以后的著述，不难印证这段自述。
田余庆这样要求自己，也用以鞭策学生。1986年，田在烟台出席学术会议期间生病，在医院的病床上，他对陪同的胡宝国说：“你还年轻，写文章不要追求数量，也不要追求职称，要追求境界，追求一生在学术上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参看胡宝国：《以学术研究为宗教》，澎湃新闻·翻书党，2015年1月11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92921。）在他看来，学者应该以学术为理想，对学术以外的事淡泊处之，在研究中也要有所不为，只有最高的境界才值得去追求。他主张中青年学者将力量集中到创新的努力方面，增加原创性的探索，填补、充实史学中的空白点和薄弱点，“哪怕个人的研究工作多绕点路，多费点时间，晚出点成果，也是值得的”。[39]胡后来在自序中，描述探索学术问题的感受：宁肯在黑暗的隧道中艰难摸索、遭遇挫折，也不愿在阳光下散步，自欺欺人地“把入口处的光明当成了出口处的光明”。[40]这种探索，应是追求学术境界的一种表现。
什么是学术上的最高境界、如何追求最高境界？田余庆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他说“一生”，表明这种追求的长期性，也暗示了其个人性，“最高”是跟自己而不是跟别人比。因此，对“最高境界”的认识也应取决于学者个人的性格、趣味和能力，而追求境界的过程或许不免于孤独，需要学者有狷介而旷达的气度。阎步克在一部著作的后记中写道：“这部稿子首先是写给自己的——在多年的读史中，我对中国的政治传统和政治精神陆续生发出许多困惑；而这部书的写作动机，就是针对这些积年的困惑和疑团，来尝试对有关史实做一初步梳理，并试图求得一个初步回答的。”虑及学界可能的误解，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任其（指本书）湮灭可也，我不会为之惋惜。毕竟，我只能做我能做的事，我做了我想做的事，这就足够了。”[41]回答自己的问题，做自己想做的事，体现了学术追求中的个人性，带着某种超然的意味。罗新在1995年完成关于十六国史的博士论文，但因为自己不满意，迟迟不肯发表，而是重新探索研究方法，开阔视野，将历史比较语言学、人类学等融入北方民族史研究中，直到2009年才出版第一部专著。在这期间，他成了历史系几位著名“资深副教授”之一。不难发现，师生之间对创新的理解未必全然相同，但在排除纷扰、执着于学术的境界方面是一脉相承的。
中古史中心的师生中，流传着一些田余庆治学言行的说法，应可反映他的一部分认识，也成为学风的重要内涵。
首先是“读书得间”。这里的“书”特指第一手史料。田余庆主张，研究从读书开始，学思结合，读书得间，就能比较快地发现问题。读书得间有两个层面：一是要通过读书发现问题；二是读书不能停留在字面上，而要深入思考，去发掘字里行间的意思。阎步克说：“他经常以‘读书得间’教导我们学生，即读书治学，首先要在字里行间细细玩味，发现微妙线索，然后努力将之深化、拓展、升华；而不是预定纲目，照章填充。”周一良也有类似的倡导，他在课上教学生读书，要“read between the lines”。[42]罗新回忆：“周先生、田先生，最喜欢说的一个词叫‘读书得间’。”（参看胡宝国：《以学术研究为宗教》，澎湃新闻·翻书党，2015年1月11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92921。）这四字成为师生中流传的“口头禅”，也凝聚了大家对基本研究方法的共识。
其次是“排除反证”。胡宝国回忆，田余庆告诫学生，研究工作中“要注意排除反证”。田认为“没有反证的问题是简单的问题”，而“复杂的问题往往有反证”。（参看饶佳荣采访：《罗新：有所为有所不为，就做一个学者》，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18年4月21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47328。）田在自述中也表示，对于研究比较顺利的课题，在课堂讲过后，“只需再作一段时间的细致思考，完善论点，充实资料，并且能够排除各种反证，能回答各种可能出现的不同观点甚至反驳观点，就能较快地写出一篇自己觉得还算满意的文章”。[43]看来，排除反证是他构思、写作论文时必不可少的环节。
再次是“追求深刻”。田余庆的“排除反证”，是在研究复杂问题的前提下说的。他认为，学者应该充分发掘和考虑现象背后的复杂性[44]，作出有历史深度的解释。他在自己的研究中多次强调“历史的深度”（如《论轮台诏》一文，见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7、59页）。罗新回忆：“我写博士论文时，每交一章，他都会反复询问还有没有可以深挖之处。那时我学力太浅，难以理解‘深挖’的真实涵义，实在不堪他的追问之苦。但工作以后，我逼迫自己在讨论任何问题时都多想一层，看能不能在通常的解释之外找到更有深度的理解。”罗新还谈到，徐冲有一次提醒说他特别爱用“深刻”这个词，罗新认为“至少间接的成因是田先生多年的训练和压力”。[45]
再次是“反复推敲”。胡宝国介绍过田的一件轶事，他的《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田余庆：《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一文在看校样时大幅度修改，以至编辑部不得不重新排版。田在说抱歉之余，也向编辑解释：这样至少可以避免一些错误。荣新江回忆1989年他编辑《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一书时的交往，说：“田先生给我的印象就是，一篇看上去相当完善的《北府兵始末》，他每次校样都反复修订。”（参看荣新江：《一位严格又和蔼的老师》，澎湃新闻·翻书党，2015年1月11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92917）田要求学生：“应该养成任何文稿都多次修改的习惯。”[46]他认为，“文章写成之后的推敲功夫，要十分重视”，“要挤掉水分”，“减少疙瘩”；历史文章是科学，也“应当成为艺术品”。[47]陈苏镇经常向研究生转述：“田先生说，文章是‘改’出来的。”师生讨论论文时，也常引用田的一句名言：“写文章要舍得‘割爱’。”
田余庆有一个著名的“浓茶”比喻，不仅在魏晋南北朝史方向的师生中流传，还影响了其他断代史的研究者。中古史中心的宋史教授邓小南回忆：“1982年我上研究生之后，曾经选修过田先生讲授的秦汉史专题课程。先生开篇时曾说，若有上好的茶叶，宁可沏出一杯浓茶，而不要冲淡为一壶茶水。先生的这一信念，贯彻在他的每一著述之中。先生的追求不在于著作等身，而在于学术境界。……田先生课上讲过的许多内容我已经记忆不清，但这‘浓茶’说，我却未敢忘怀，一直用以告诫自己，也告诫一批批的学生。”（参看邓小南：《田余庆先生的尊严》，澎湃新闻·翻书党，2015年1月11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92914）田去世后，“知乎”网友“宋梦梁”在“如何评价田余庆先生”话题下的回复说，前一天上邓老师的课，听到她引述田先生的话，说田先生的著述都是“一壶浓茶”。（参看“知乎”网，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7242467?sort=created）这恰好印证了邓小南的话。在口耳相传中，“浓茶”之喻的言辞略有变异，但其意涵，也就是“用心锤炼学术精品，追求最高学术境界”，是没有改变的。
在追求学术境界的路途中，田余庆的研究呈现出别具魅力的个人风格，除了文辞准确凝练和思想深刻，还让人感受到一种与时代的张力和微妙联系。田晚年自述，大约在1960年代前期，他反思自己的学术人生，深深体会到：“学术上不可能不受政治风向的制约，但也不能一刻放弃独立思考。求真务实毕竟是学术的首要条件。自己落笔为文，白纸黑字，要永远对之负责，不能只顾眼前。”[48]这段思考表达对学术与政治关系的认知，主张学术研究、写作的独立性和永恒意义。有趣的是，他的学生同时又感到，田始终对现实有着深切的感受和思考，他的研究并非书斋中的悬想。阎步克写道：“数十年来风雨波荡，田先生的所感所思，有时就会以微妙的方式，体现在古史论述之中了。……像这样的细微之处，在长篇历史考索中虽然只是偶出数语，读来却有会心之感。”（参看阎步克：《由小见大，见微知著》，澎湃新闻·翻书党，2015年1月10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92895）罗新也说：“田先生研究历史上群体和个人在时势变局中的反应与选择，多多少少隐含着他对自己人生所见所闻所思的总结。”[49]这种沟通古今的隐微之思，也反映出史家的境界。
四、新的“联盟”
前辈的治学掌故和人格风范，通过自述、回忆、纪念文章、序跋后记以及日常言谈等途径流传下来，是学风最显而易见的存在方式。但这些文字、言辞往往包含选择性与仪式感，既未必反映全部真实，更不能决定现实中的学风，学风的传承终究要落在后辈学人的实践中。无形之“风”在有形世界里跨越代际而不衰歇、变形，不是容易的事。北大魏晋南北朝史方向的学风则通过一种新的“联盟”，得到了传承。
1990年代中期，魏晋南北朝史方向的师生结构逐渐发生变化。1995年，罗新和陈爽的博士论文答辩，周、田、祝三位教授最后一次同时出席。此后，周一良因年高多病，不再参与研究生培养。而第二代学人中，阎步克晋升教授，开始指导博士生，罗新留校任教，又补充了新鲜血液。接下来的近十年里，魏晋南北朝史的教学研究主力逐渐由周、田、祝转为阎步克、陈苏镇、罗新等。因此，1990年代中期，可以视为第二阶段的开始。在这个时期，校园氛围和学术环境都发生巨变，学风如何传承，学术传统如何拓展，都要顺应新的情况而有所发展。这些发展主要通过新一代学人以及他们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折射出来。
与前辈相比，第二代学人在相处方面有天然的优势。阎与陈、罗与历史文献专业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王铿都是多年的同学。在改革开放以后较为宽松的环境下，同学之间建立个人友谊相对容易，学术上的交流也开始得更早。所以，新的“联盟”可以说具有“亲密”的天然属性。与此同时，他们在学术研究上几乎从未共同从事某个项目课题，而是保持着各自独立而特色鲜明的取向。阎主要着力于制度史研究，陈由思想史入手探讨政治变迁，罗的重心在民族史，王则专攻东晋南朝并对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独有心得。这就让新“联盟”补上了“松散”的属性，与周、田、祝之间有了某种近似，为他们的学生转益多师、获得多元的学术滋养创造了条件。
学人之间往往起步近似，而发展的节奏和方向不同，因此，互相欣赏、理解、谦让是“联盟”维系的重要条件。在第二代学人中，阎早露锋芒，至1990年代中期已出版两部专著，学术影响迅速扩大，获得了超出历史学界的卓越声誉，确立起领军地位。年龄相仿的陈则沉潜较久，他在学术以外“无可无不可”[50]，恬淡处之，至新世纪初才出版著作，晋升教授，开始指导博士生。阎在陈、罗两位开始招收研究生后，便逐渐集中到政治制度史方向招生，使魏晋南北朝史方向的招生名额和生源流向同事。
从新世纪的最初几年开始，随着第二代学人全面成熟和第三代学人叶炜留校任教，魏晋南北朝史方向的招生数量也稳步增加，无论在研究还是教学方面都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期。这一时期的研究生大都同时修习所有老师的课程，由陈苏镇、罗新先后带读《资治通鉴》，一起上阎步克的政治制度史、罗新的石刻史料、王铿的日本汉学名著课程，在论文写作阶段由几位老师同时参与指导、出席答辩，逐渐形成惯例。在外出考察和参与老师课题的机会或任务的分配上，组织者对不同老师名下的学生一视同仁，周到且公平。学生们在多位老师中自由学习，形成的兴趣和风格有时会让不熟悉内情的博士论文评审专家感到“困惑”：以为是阎老师指导的论文，最后发现是陈老师学生的；以为是罗老师指导的论文，结果却是阎老师学生的。这正是几位老师不分彼此、共同指导学生的结果。
在读学生在超越“师门”的友爱互助和同侪竞争中，也结成了某种“联盟”关系，提高了研究生培养的质量。笔者2004年从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来到北大读研时，同时在校的还有年龄相仿的徐冲、孙正军等。稍微年长的王珊经常召集同学会餐畅谈，一起淘书、逛博物馆，成为凝聚众人的枢纽，也让我很快融入进来。这一时期除参加老师主持的研讨，研究生还开始自发组织各类以古籍为中心的读书班，涉及的书有《通典》、《史通》、《世说新语》、《洛阳伽蓝记》等，在读研究生多会加入。查阅2010年前后完成的博士论文后记可以看到，作为致谢对象的“同门”，通常是指魏晋南北朝史方向的所有同学，而不限于各自导师名下的学生。（在以下诸篇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后记中都有所体现，如徐冲：《“汉魏革命”再研究：君臣关系与历史书写》[2008年]；孙正军：《汉唐储官制度研究》[2010年]；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中国古代灾异政治文化研究》[2010年]；常彧：《得之马上：战国至北朝的内亚战争技术与中国军事文化》[2013年]。）在交往中，同学唯以学问相论，观察彼此的长处，反省自己的不足，每逢开题、答辩则群赴观摹。论学的竞争压力促使大家携手共进，不敢放松。罗新对本方向的氛围颇为感慨：“同学的影响，常常比老师还大。”这应是从学生、老师两个角度得出的感受。
前辈学人作为老先生，此时仍然直接或间接地在精神上发挥着引领作用。2004年10月，周一良逝世3周年之际，田余庆与祝总斌召集魏晋南北朝史方向的师生前去扫墓。在墓前，田回顾了周先生离开和重返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过程，回忆三人“松散而亲密的联盟”，介绍他们在教学和研究上如何互相助益。这类聚会和自述应可认为是有意破除“门户之见”的示范。这样的示范之所以有效，则是因为类似的“联盟”在第二代学人中仍然存在。老师身教与言传相合，学生所见与所闻一致，教育才能产生效果。
老先生对于“门户”还有更为开放的看法。1994年，武汉大学教授唐长孺逝世，周、田联名代表历史系送去的挽联称：“论魏晋隋唐，义宁而后，我公当仁称祭酒。”这是将唐奉为中古史领域继陈寅恪之后的首席。（类似的推崇以及对唐长孺学术特色和贡献的论述，又见田余庆：《接替陈寅恪，树立了一个新的路标——〈唐长孺全集〉首发式上的发言》，收入《师友杂忆》，第68—73页。）可见，他们尊重学术上杰出的前辈或同辈，唯秉公论，不分“门派”。田余庆对学界的关注、奖掖和期许也不以北大毕业生为限。[51]罗新回忆：“他有时会指示我延请青年新秀来家里坐坐。2013年年底，他还询问魏斌、仇鹿鸣等几位的情况，表示要读他们的新著。2014年11月，我在微博上看到仇鹿鸣看望田先生的照片，就在电话里提到。田先生问我在美国怎么还能知道，我说是网上看到的，他很惊诧：这件事还能上网啊。”[52]魏斌、仇鹿鸣分别是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的中古史青年教师，与北大原无学缘关系。田主动约请他们到家中结识、叙谈，可见他学术胸怀的率真，也说明他期望学界后辈超越前人，是不考虑“门户”的。
这种开放的态度有利于学生的博采，也使魏晋南北朝史方向的学术传统日趋丰富多元。多数魏晋南北朝史专业的学生都得到不止一个断代的史学训练，不少博士论文上溯下探，有的以“中古”或“汉唐”为题，有的延伸到唐宋以后。新世纪以来，在罗新、王铿等老师的联络帮助下，很多博士生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对象国除日本、美国，还有俄罗斯、芬兰等。这些博士生学成归国，都带回了新东西。比如，徐冲、孙正军留日期间受到史料批判思潮影响，回国后进行“历史书写”等方面的研究，已经颇有声势；留欧的胡鸿对阿尔泰学和历史语言学方法的掌握，常彧对欧亚草原考古的了解，都帮助他们在民族史领域取得创获；陈志远在京都深入学习佛教文献学，也为他的南朝佛教史研究开辟了新天地。（留学期间所受的影响，在上述各位的博士论文后记中都有反映。除前注所引外，还有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2012年]，陈志远：《孔释兼弘——东晋南朝的佛教经院与士人文化》[2013年]。）另一方面，魏晋南北朝史的老师还放手让学生跟随本方向以外的老师学习，探索新的领域。2004年，文献学和经学史学者桥本秀美（乔秀岩）来到北大历史系任教，他独特的治学理念和风格影响了一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生。笔者的学习深受他的启发和引领，华喆的博士论文与他关系尤为密切[53]。上述例子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学生的研究对象、方法和问题意识都在某方面越出了指导老师乃至北大魏晋南北朝史原有学术传统的范围，而导师们都乐见其成。这种开放是学风的一部分，也是一个学术传统能够长久持续和发展的有利条件。
五、结语
北大魏晋南北朝史方向的几代学人秉承着这样一种学风：严谨求实，益以巧思，将作品的质量视为生命，不拘门户，不立宗派，开放发展，追求学术的最高境界。这种学风的形成和传承有历史机缘，更取决于学者的人格。透过这些学人的表现，笔者观察到一个共通的价值观，即“学术至上”。学术至上，也就是学者将学术品质当作生命追求，奉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周一良、田余庆、祝总斌三位前辈结成松散而亲密的联盟，是以学术上的欣赏和尊重为基础；学者淡泊名利，超然于毁誉之外，是因为将学术境界视为最重要的追求；老师指导研究生不分彼此，师生之间可以进行思想交流和交换不同意见，是相信师生关系首先为学术关系；而教学上的开明与开放，是把学术发展和代际间的超越视作根本的公共利益。
学术至上的共同价值观促成了教学研究方面的亲密合作，追求个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又使得这种合作带有松散的属性。由于人文学术自身的特点，研究方向接近的同事在选择课题时各从所好，而非长期统摄于共同的大项目之下，有利于学者保持独立性和创造力，避免不必要的纠葛与纷扰。这种松散，似乎不容易理解，但恰是亲密合作能够长久维系的要诀。
上述个案显示，人文学术中某个领域的兴起完全有可能在一两代学者中实现，规划宣传、项目课题、科研经费并非决定性因素，关键还在于“得人”。两三位追求学术并能互相配合的优秀学者，加之以宽松、向上的氛围环境，足以构成人文学科建设成长的基本条件。此外，教学和研究中的开放心态，避免盲目的祖师崇拜和扭曲的利益导向，则是促进学科持续发展的有利因素。
事实上，在魏晋南北朝史方向以外，北大历史学系以及国内大学的不少专业方向在1978年以后都有过类似的重建和发展历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优良学风。20世纪奠定的学风，在新的时代难免碰到新问题。社会和学术环境不断变迁，时移风动，个人无从左右。但学风发乎每个学者的思想，见诸言行，影响及于后人，并不完全由大环境决定。大学里的人，身在风中，也是风之所自生。追溯学风的形成，想见其人，退而自省，然后可以言“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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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侃理，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 
转载自：《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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