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18期
作者：解玺璋

有的人，盖棺即可论定；有的人，未盖棺或已论定；另有些人，盖了棺也未必能够论定。汪东兴就属于后面一种。
新华社所发消息，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已经是一种论定。但历史如何书写他，实际上还是一桩悬案。
亲密关系从这里开始
对汪东兴来说，这一生最重要的，是遇到了毛泽东。因此，历史对他的书写，不可避免地要和毛泽东纠缠在一起。
1916年1月，汪东兴出生在江西弋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期就参加了方志敏领导的农民暴动，任弋阳县河潭乡儿童团团长。1932年，他加入共产党，随后参加了方志敏等人创建的红十军。
1933年初，随红十军转入中央苏区，在红一方面军历任排长、政治干事、连政治指导员、特派员、大队政治教导员、团总支书记等职，参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延安。
1947年3月调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身边担任警卫工作以前，他是康生、李克农领导的中共中央社会部的工作人员，担任过第三室副主任、第二室主任等职。
1947年3月18日，中共机关和群众撤离延安当天，汪东兴接到命令，“马上带领中央警卫团团长刘辉山、中央社会部治安科慕丰韵和一个骑兵分队立即由枣园到王家坪执行保卫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撤离延安的任务”。
汪东兴后半生与毛泽东不离不弃的亲密关系，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明毛泽东对汪东兴最初的信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但这个故事不像有些传言所说发生在撤离延安当天，而是在离开延安两个半月后，从王家湾撤离的时候。
汪东兴在1947年6月7日的日记中生动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当时的形势很严峻，刘戡的部队正自青化砭，经安塞，直向中央机关所在的王家湾扑来，行进速度很快，午后已抵达离王家湾只有二十里的平桥地区，周恩来、任弼时等都请毛泽东马上离开这里。汪东兴接下来写道：
毛主席笑着对周副主席说：“不要急，不要慌，我要看到敌人才走呢！”任弼时同志着急了，对主席说：“你别的意见我们都照办，就是这个意见不能办，你得听支队的安排，马上走！”
毛主席不紧不慢地说：“敌人急着消灭我，我不着急。要走，你们先走，我看到敌人再走也不迟。”毛主席点着一支烟，踱出窑洞，向远处望着。
周副主席、任弼时、陆定一同志看主席决意不走，马上召集我们商量对策。大家决定先派罗青长同志骑马去把支队各大队人员追回来改向西走，既然主席要看到敌人再走，不让看恐怕是不行的，能不能找个人替主席看？
任弼时同志说：“我看这个主意不错，可以试试。”他来到毛主席面前，对主席说：“主席，我有个建议，您看可不可以派个同志替你看敌人？”毛主席听了回过头来对我说：“汪东兴，你敢不敢留下来等敌人？”
我向前大跨一步说：“怎么不敢？只要毛主席下命令，我就留下等敌人。”毛主席大笑说：“好！给你一个连的兵力够不够？”我略加思索回答说：“给一个加强排就够了。”毛主席说：“就给你一个加强排，任务是替我看到敌人才能走，还要打他们一下。”我一看主席同意转移了，心里一阵轻松，对主席说：“请主席赶快出发，我不看到敌人不离开王家湾。”
毛泽东是凌晨三时离开王家湾的。汪东兴在第二天的日记中详细记下了他率领30个战士阻击敌人、掩护部队和老乡安全转移的具体部署，以及打退敌人两次进攻的情形。
后来，他们能顺利撤出战斗摆脱敌人，全靠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引起了山洪暴发，阻止了敌人的继续进攻。由于他们的阻击和大雨，为中央机关撤离王家湾赢得了12个小时的宝贵时间。
被毛泽东称为“周勃”
三天后，毛泽东再次找到汪东兴，派他执行另一项任务。汪东兴的日记提供了关于这项任务执行过程的详细情况。
毛泽东对他说：“这次任务是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还是以小部队插到敌后去，在安塞、延安之间袭击、扰乱敌人，让敌军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不得安宁，疲劳不堪。一方面进一步给刘戡造成错觉，搞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部队与他周旋；另一方面也是在实战中锻炼我们的警卫部队，更好地保卫党中央。”
毛泽东还特别提醒他，这次行动，打不是主要的，“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走，走到一定时候寻找机会再打”；特别要注意的，是做好群众工作，“在与敌人周旋的空隙，可以搞点群众调查，了解一下群众生活情况和他们的情绪”。
这次任务历时34天，只在延安县境内的高家川打了一仗，大部分时间是保护和帮助老乡收麦子。毛泽东对汪东兴的这次行动相当满意，不仅因为他很会打仗，而且意外缴获了董钊部队通讯联络的密码本，对及时破译截获的敌军无线电报大有帮助；
他更看重的，是汪东兴很能领会他的意图，群众工作做得不错，他称赞汪东兴：“你们帮助和保护群众收获了八百多担麦子，这同消灭八百个敌人一样重要。”
转战陕北一年多，毛泽东有充足的时间和机会考察、了解汪东兴，他发现汪东兴这个人心很细，考虑问题很周到，最重要的是忠诚老实靠得住，由他负责自己的行住安全，让人踏实、放心。
因此，从陕北到河北，从河北到北平，从香山到中南海，这一路，毛泽东的警卫工作都由汪东兴负责。他以出色的工作和发自内心的对毛泽东的热爱和敬仰，赢得了毛泽东对他的赏识和信任，也为他后来的一路升迁奠定了基础。
实际上，1949年后，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便全部交给了汪东兴。1949年12月至1950年3月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毛泽东亲自选定由汪东兴具体负责他的保卫工作。以后毛泽东外出视察，警卫工作也都由汪东兴负责。
对此，《汪东兴日记》中“随毛主席第一次出访苏联”和“随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两部分有详细记载。据说，毛泽东曾这样评价汪东兴：
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
“汪东兴能对付江青”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工作十分满意，他的升迁也是一帆风顺。汪东兴从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警卫处处长、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治委员，一直做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位置；
1969年4月，他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3年8月，中共十大，入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他还在1971年10月至1975年2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1975年2月至1980年2月任中央军委委员、常委。
有人喜欢简单地称汪东兴为“大内总管”，当党内矛盾激化，斗争变得异常残酷时，汪东兴这个位置常常处在风口浪尖上。
第一个容易和他发生冲突的就是毛泽东的夫人江青。
1967年1月，江青在幕后指使中南海的造反派打倒汪东兴，他们在国务院小礼堂开了几次批斗他的大会，甚至喊出了“火烧、油炸汪东兴”的口号。
毛泽东知道后说：烧烧炸炸都可以，但不要烧焦了！意思就是说：你们批评一下汪东兴可以，不能打倒，要保护他。有毛这句话，造反派的气焰立刻低了下去。汪东兴不仅没有被搞掉，九大还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有这样的说法，毛泽东对汪东兴的信任，甚至江青也望尘莫及，很多时候，江青要知道毛泽东的行踪，需要通过有关人士向汪东兴打听。
毛泽东生前说过一句话：汪东兴能对付江青。这句话应验在毛泽东逝世之后。当时，江青提出要把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抓起来，由自己掌握他最后留在住所的文件手稿，但汪东兴不同意。有汪东兴的支持，华国锋当场拒绝了江青的无理要求。
姚文元想用另一种形式控制毛泽东生前文稿，也被汪东兴顶住了。江青又逼迫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李鑫交出毛的文稿，李鑫向汪东兴报告后，有他的支持，李鑫也顶住了江青的压力。
1976年9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常委扩大会。会议开始，江青便抢先说：“主席处的文件清理保管工作，因汪主任忙于主席的丧事，无暇顾及。我提议把所有的文件、手迹、文稿及各种材料的清理保管工作统统交给远新负责，远新有时间，又熟悉那里的情况。”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马上表示同意，都说毛远新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们讲完后，汪东兴发言说：“主席这里的文件、文稿、手迹、信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只能由党的有关组织来保管，不应交任何个人来负责，毛主席生前确定的这些正确原则，现在仍应继续坚持。”汪东兴说完，华国锋和叶剑英相继表示，同意按惯例仍由中央办公厅负责清理和保管。
为了防止“四人帮”强取毛泽东生前文稿，当晚8时许，汪东兴和秘书高成堂一起来到毛泽东生前住处202号，把卧室和书房的大门都贴上了加盖中共中央办公厅公章的封条，向负责看管的张玉凤交代：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已做出决定，把毛主席这里的文件全部封存，未经中央批准，任何人都不得违反规定。
当晚10时许，江青来到中南海202号，看到毛泽东卧室书房的大门已被贴了封条，气得火冒三丈。她质问张玉凤：这是谁干的？张玉凤回答：是汪主任带人贴的。江青拿汪东兴也没有办法。
“你想改换门庭就给我滚”
汪东兴也有不经意间背离毛泽东意愿的时候，一旦发现，他能马上承认错误，做出检讨，求得原谅。
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汪东兴参加华北小组讨论，陈伯达发言，鼓吹“天才论”，林彪也在会上提出，修改宪法时应恢复设立国家竹席，由毛泽东担任国家竹席。汪东兴不明真相，表态拥护林彪的讲话。他的发言很快被编进全会第六号简报。
毛泽东看到后，立即把他召去，批评得很严厉：
六号简报的影响很大，把人们的思想都搞乱了，这里有你的一份功劳。不过我不给你记，让别人给你记吧！这么一来，你们都成了英雄，我成了孤家寡人，是不是？你们想逼我上梁山，我偏偏不上你们的当，看你们怎么办？你在我的身边，为什么有事不向我讲，你想改换门庭就给我滚！
话说得很重，汪东兴意识到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当即做了检讨，并且毫不犹豫地站在毛泽东一边，毛泽东也不再追究他的问题。
林彪事件后，江青抓住这件事不放，杨银禄在《庭院深深钓鱼台》中写道：“她错误地估计了毛主席对汪东兴的态度，企图把汪东兴从中央办公厅主任、警卫局局长的岗位上拿掉，就先拿她的第二任秘书我和她的警卫员周金铭开刀了。
当时，江青已经选好了接替汪东兴的人，并拿到政治局会上进行了讨论。”他这里所说江青选好接替汪东兴的人，后来有材料披露为纪登奎。
书写汪东兴的历史，困难之处在于可信度高的材料十分稀缺。由于官方档案至今尚未公开，于是个别人的回忆和坊间的流言、传说，便大行其道。
像田家英之死，官方的说法是自杀，家属也认同这种说法，但近年来又有他杀之说，甚至有传言说，毛泽东命汪东兴暗杀田家英，汪东兴暗示内卫开枪。据说，这些传言所依据的，是四份所谓的中南海秘密档案。这些“档案”的共同点是，田家英死于枪杀而非自缢，且与汪东兴和他谈话有关。
近日读戚本禹的文章，他已力证四份所谓档案是伪造的，并非常清楚地表明，汪东兴与田家英之死没有关系，不仅没有同田家英谈过话，更不可能暗示内卫开枪，就连那个名叫朱国华的内卫也是子虚乌有。
戚本禹是当事人之一，他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或许会掩饰一些情节、细节，但所述基本事实应该是可信的，我们不能因人废言。田家英之死固然还有可追索的疑点，解开这些疑点，只能期待相关档案的解密，或对于进一步厘清事实有所帮助。
历史叙事的理性精神永远是对事实的尊重，不能屈尊于感性和感情，更不能靠主观的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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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在抓捕“四人帮”这件事上，汪东兴究竟有多大贡献？发挥了哪些作用？这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1980年他退出权力中心后，其作用被有意淡化，更少有公平的记述。近年出版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对汪东兴的作用则给予了比较充分的肯定。
1976年9月9日凌晨，毛泽东去世，吴德口述中讲到，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检查，离开治丧的地方。他先给李先念打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
来到李先念家，华国锋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
13日，李先念到西山叶剑英的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委托。吴德还说，华国锋曾经对他说过，“他还在11日找了汪东兴同志商量此事，汪东兴的态度很明确，表示了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汪东兴的老部下武健华2013年撰文《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则比较详尽地谈到了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称他是“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写道：
1976年9月12日和9月14日深夜，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看望汪东兴。他们一起谈到“四人帮”近几天的活动。汪东兴建议他找个时间去华国锋那里，跟他谈谈有关“四人帮”的情况，请他下决心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14日晚，李鑫到华国锋家，代表汪东兴提出了除掉”四人帮“的意见。当天夜里，李鑫又找到汪东兴，对他说：”我把我们两个人对四人帮的看法和处置意见，都对华国锋讲了，他听进去了。虽然他没有明确表态，但也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
华国锋不表态，显然是出于谨慎和保密的考虑。武健华的文章还提到，从9月12日上午，到10月4日下午，叶剑英与汪东兴有过四次密谈，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四次时间分别是：9月12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9月15日，在吊唁大厅附近的一间办公室内；10月2日下午3时许，在中南海南楼汪东兴的办公室；10月4日下午，仍在中南海南楼汪东兴的办公室。
10月2日下午，汪东兴与叶剑英密谈之后，当晚，汪东兴按照叶剑英的交代去见华国锋，他从华国锋那里领受了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的任务。最终，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正是按照汪东兴制定的方案进行的，具体实施也是他指挥八三四一部队完成的。
因此，吴德认为：“汪东兴同志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所起的作用，不在李先念同志之下。”
然而，“四人帮”的问题解决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发生变化，华国锋、汪东兴与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统一战线也宣告瓦解，新的矛盾随之产生。
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思想解放、改革开放是历史潮流，这个时候的汪东兴站到了历史潮流的对立面。
于光远曾在《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讲到汪东兴的问题：
“两个凡是”的提法以及对它的坚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抵制，对平反“四五事件”和邓小平复出的阻挠，对解决“文革”中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等等，不仅立场非常错误，而且态度也非常不好，在坚持“两个凡是”这件事上，他起着大后台的作用，说了许多不像样子的话。
在1978年年底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汪东兴在华国锋之后做了书面检查，承认自己有错误，负有领导责任，并且提出：“我恳切请求中央免去我所兼的一切职务，待中央决定后，认真地向有关同志移交好。”
很显然，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历史大转折中，汪东兴的职务和地位发生了逆转。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批准他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