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当天，主办方邀请GQ编辑副总监何瑫、时尚先生副主编杜强、网易人间工作室主编沈燕妮、Figure创始人张悦、五星传奇总经理胡小鹿、Aha视频总导演许悦、东山洵美创始人兼瞳盟影视总制片人吴红梅，围绕非虚构写作当下的瓶颈与机遇、非虚构影视化改编的边界等问题进行圆桌讨论。
主题：《新形势下，非虚构写作的变化与突围》
图 | 雷磊、杜强、何瑫、沈燕妮在圆桌现场 分享嘉宾： 真实故事计划创始人 雷磊（主持）、GQ杂志编辑副总监 何瑫、《时尚先生》杂志副主编 杜强、网易《人间》工作室主编 沈燕妮 雷磊： 新媒体的形势在最近一年多发生变化，线上红利消失了，甚至还在衰退，为扩大读者群体，或扩大非虚构项目的影响，各位在项目的内容理念和工作层面有哪些变化和调整？ 杜强： 《时尚先生》有两年半没有做特稿，去了之后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写得好的人都离开了，去阿里，去创业。你要是去找刚毕业的孩子，特稿虽不是特别高深的东西，但是还是需要训练，以前我们在《南方周末》，一遍遍跑现场，现在这样的人特别少。困难就是人，现在还是缺人。现在我们总共写特稿的有3个，而且可能还有变动，后面还会调整。以前《时尚先生》没有审查，现在要审了。现在有个口号：不追时效，想把特稿做得有基础，会给作者两个月时间，希望他们能抓住一些真正重点、传播好的稿子。我们也有一些劣势，两年不做，读者散去了。重新捡起来之后，读者对你没有期待了，就是这样一个局面。我们跟做产品的人聊过，想用技术手段抵达读者，结论是难度太大了。我相信还是有东西可以让这个东西抵达更多人，但具体是什么，还不是特别有想法。 何瑫： 我们的变化从去年5、6月份开始。原来我们内容的生产逻辑都是为纸刊服务，每个月1、2篇特稿就是它全部的工作内容。去年开始，GQ实验室变成现象级公号后，内容的调性越来越鲜明，报道就越来越被稀释，品牌的认知度越来越削弱。所以，把GQ报道当成独立的媒体品牌去运营。6月份开号，我觉得当时，红利不是几乎消失，而是完全没有了。GQ报道完全是从0开始，你发现整个团队构成都是做长报道的人员，对于他们，不止是工作习惯的改变，甚至需要彻底打碎、重组工作观念。举个例子，有时候我们推送要定标题，最终在群里去投票。我一般会选投票最少的那个，因为他们选出来的一定是最高雅的，但是不适合新媒体传播。做内容的理念也要调整。一年来我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原来我觉得这是一种妥协，现在我觉得杂志有杂志的玩法，换到新媒体有另外的一套方式。1年4个月，在艰难的时间下，公号粉丝到120万，头条在6-8万阅读的阅读区间，我觉得还可以。 沈燕妮： 网易人间从3年前到现在，变化不是特别大，这跟一个平台和公司的战略是很有关系的。人间最开始依托关军老师的带领，走向非虚构的道路。这一年，增长缓慢且稳定，跟过去的每一年一样。唯一有变化的是，随着影响力扩大，作者群扩充，我们对内容的要求越来越高。从去年到今年最大的变化，是公司会支持我一些新的尝试和想法。单纯从人间这个号来讲，我们希望稿件质量更高，跟作者尤其是核心作者有更多合作，深耕内容。 雷磊： 去年真故在编辑理念上也有了比较大的变化。以前比较依赖于UGC，对作者稿件的干涉程度比较大，第一是为了保证故事真实性，二是为了保证质量。之前编辑部人比较少，现在扩大到11个人，有相当多的同事开始逐步尝试选题的采写，我们也希望内部有更多造血，从前，可能UGC的写作容易产生跟随现象，很多时候我们发布了一个父亲的故事，就会收到大量同类型的故事。所以我们希望在编辑部内部植入更多采写的力量，能够给选题或者作者提供一些示范。 雷磊： 请大家聊聊各个写作项目的发展，以及探索的经验。 沈燕妮： 我想接着聊聊刚才的UGC。我们认为不好放弃UGC的路的原因在于，人间工作室本身不能请很多特稿老师来给我们写稿。我希望我们接下来的发展中，能为广大草根的作者提供平台。去年到今年，有作品走向影视化，或者其他形态的合作，对人间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如果一个作者写稿的初衷单纯就是为了赚更多钱，我觉得还是稍微背离了人家的本意。另外，网易人间有一些作品进入到影像化改编的进程，现在已经进入编剧环节。 雷磊： 刚才大家都聊到，两种类型的机构，有个共同的特点——我们怎么去找到这些人。想请何瑫讲讲，目前GQ报道的人才梯队还是比较有层次的。 何瑫： 我们年底前会扩充到12个人。找人聊起来是一个很痛的话题，一个常年困扰我的痛点。我在GQ待了6年半的时间，迎来送走了6、7拨同事。曾鸣打过一个比方，以前都市报发达的时候，就像一个老农民扛着个镰刀去割麦。但现在没有得割了。公号成立前两年，编制空着，就是找不到人，也有人来了又走了。去年开了公号后，逼迫我们必须有自己的造血机制，不能只去外面挖。从去年开始，编辑真的是在做一个养成的工作。目前有4个主力的年轻人，都是94、95、96、97的。 杜强： 我总觉得非虚构这个事情很挑人。不是才华，也不是多聪明，而是一个人的经验，他现在这个人的热情在哪，决定了这个人能做成什么样，能做到哪里。我会真的希望他能把这个事情当作一个事儿，能继续做下去。 雷磊： 作为内容生产者，最近大家都有哪些危机感？具体来说，各位会怎么去应对？会有哪些新的尝试？ 何瑫：很大程度上，GQ报道承担打公司品牌的功能。通过生产高质量长篇报道提升公司品牌。从去年那个改变开始，我们发现如果还是按以前的节奏，整个部门在公司里存在的合法性是受到挑战的，现在我们会将它作为一个媒体品牌去运营。报道是重中之重，但已经远不是它的全部了，而是要以它为主干，延伸出很多枝杈。现在整个定位就是媒体品牌，而不单纯只是一个特稿生产小组。 杜强： 还是想每年出几个影响力特别大的特稿。得重新捡起来。还得把品牌认知坚持下去。做《太平洋大逃杀》的时候，很多评论说，怎么《时尚先生》是做这个事情的？时尚先生需要在这方面更清晰点，至少大家点开后，对你有预期。我们的道路更漫长，但还是慢慢来。我还想有别的尝试，想把特稿视频化，说起来有点奇怪，但其实比纪录片更轻盈。 雷磊： 真故目前也在做一些新的探索，把一些写作者，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种故事载体，把他们作为纪录短片短片拍下来。我们也在出版上有新的尝试，今年开始准备内置一个团队，将资源到搭进去，有机会能在新的行业将非虚构作品推广出去。 主题：《非虚构影像的探索与实践》
图 | 为张悦、胡小鹿、许悦、吴红梅现场交流 分享嘉宾： Figure创始人 张悦（主持）、五星传奇总经理 胡小鹿、Aha总导演 许悦、东山洵美CEO 吴红梅 张悦： 我是Figure的张悦。传统媒体的生态在过去几年间不能用式微来形容，而是赤裸裸的崩塌。我做了一个非虚构写作的逃兵，从一个媒体人转型做“创业狗”，做非虚构影像。最近，我们公司准备搬家时，我看了不下三十套的房子，几乎都是倒闭的影视公司，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请各位创始人聊聊今年贵机构的收成、发展态势，以及代表性的项目？ 胡小鹿： 我们其实是一个老牌的纪录片公司。没有享受过影视红利，所以暴风雨来的时候也没那么惨。非虚构、纪实影像是一个很新鲜热门的话题，却是我们公司是日复一日在做的事情。公司十年来一直在做纪录片。整个影视生态里，纪录片都是一个很小众的板块，同路人一直很少。所以唯一能感受到的变化可能是，前些年我们可能跟央视、纪录片频道这样的合作伙伴合作得更多，这两年可能就跟BAT旗下新兴媒体，包括Bilibili合作更多，内容上也有一些变化。但对态势好和坏的感受不多。非虚构的前两年比较热闹的状况，给我们带来很具体的变化。我们受到启发，觉得我们原有的领域或许可以拓展一下。去年我们有跟雷磊合作一个获奖作品的影视改编。这个项目是中国版《飞越疯人院》，这个项目是我们传统纪录片项目之外，一次不小的跨领域项目，我们想做成院线大电影。项目目前和华纳签订了联合开发协议，应该是明年节后会开机，还算比较顺利。 许悦： 我一直认为所有的故事逻辑都是文字的逻辑。我发现一个事情非常有意思，就像杜强老师说的，一个妈妈倒下去的镜头，几千字表达不了，我觉得这件事说到了点上。包括之前何瑫老师也跟我说过相似的话，一个喊麦的镜头，用文字表达得很长时间。Aha视频从去年上线，时间比较短，所以我没有感受到比较难的事情。我们之前拍了杜强老师的《三和大神》后，一个很成功的创业者找过来，哭着说：我以前就是这样子。然后甩了一个大单子上来。市场找上来，一定是片子里有一些触动人心的东西。 吴红梅： 影视行业的寒冬，我们公司也有好几千万元欠款被拖欠，行业的价格也腰斩。但我倒觉得这对于创作来讲是一件好事。这个行业，这些年遇到干行活的人太多了，但在电视剧里愿意深下去创作的人比较少。浪里淘沙的时代，很多人没有办法干下去，但是有好作品的人忙不过来，这就是这个行业的现状。现实主义题材的独立开发，目前走向明年可以开机的进度。我希望能重头开始开发一些类似《穿婚纱的杀人少女》的故事，我们会把具备影视化基础的东西，再带着作品、带着编剧再往前多走一些，做出更多作品。 张悦： 影像的力量是文字无法代替的，或者说无法互相代替。我一直想把我做传媒这些年积累的好的故事题材，做影视化改编，搬上大银幕。想问：非虚构内容的影像化是否是伪命题？何谓真实？改编与再创作的边界是什么？ 胡小鹿： 我觉得不是伪命题。我们一直是做纪录片，目前开始由纪录片去做剧情片改编的工作。我们所能参照的好莱坞、韩国由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其实非常多，比如《萨利机长》《血战钢锯岭》。真实和改编的边界是什么，我们正在遇到这个问题。和真故合作的中国版《飞越疯人院》，过程中就一直在找这个感觉。一个非常好的阅读文本，要变成影视文本，要跨越的障碍非常多。首先要经历从文章改编成影像文本的过程。我们选择了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群，改编成故事时，在追求戏剧性过程中，难免会想到对主人公的关照，尽量不要对主人公有伤害。以前有案例，原型跳出来说，真实不是这样。国外其实不太发生这样的事情，真实和改编大家的区分很森严，现实的就是现实的，剧本是剧本，也不怕被误解。我知道《萨利机长》做了很大的虚构情节，就是庭审他的情节，其实现实生活中就是航空机构对整件事的复盘，不存在萨利机长能不能冲过庭审这个冲突。这个改编完全服务于故事，也不会引发于争议。但是国内做影视化改编的时候，我感觉我们真的很小心翼翼的。在改编《飞越疯人院》的时候的时候，去找原型聊，更多了解他对这件事的看法，希望能做到相对平衡的状态。这件事还确实很需要探索。 许悦： 不是伪命题，刚才说到国外的电影，其实中国的《我不是药神》，也都需要做改编。但电影也需要做到本身也让人相信是真实的。不过能不能赚钱是不是另一回事。 张悦： 真实故事改编的市场反响冷热不均，您看好非虚构内容的影像化吗？您觉得非虚构内容的影像化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吴红梅： 我觉得取决于看重这个作品的人本来是怎么想的。如果《我不是药神》成功了，我也要找这样的去做，我可能会是审视的态度。如果是真的被某个故事打动了，改编中遇到的所有困难，本该遇到的矛盾冲突、戏剧性、能想法设法地问出来，如果抱着这样的态度，把这个事情做好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许悦： 我觉得大家好像打上“真实故事改编”，就可以跳过那个环节：导演必须要塑造虚拟的场，让别人相信这是真实的。就像被质疑的一些真实题材改编的电影，它就没办法让别人相信那是真的。那是不是真实改编有什么干系呢？ 胡小鹿： 我倒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伪命题。还是需要创作者回到初心。这两年在筹备《中国版飞越疯人院》时就发现，真的想创造一个成熟的作品，它的背景就消失了，因为创作者专业地把故事讲好、想好影视化表达是最重要的。它是否是真实故事改编，其实不那么重要。*本次对话实录经温丽虹、崔玉敏整理，内容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