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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茫茫海洋隔绝的陆地板块，限制了人们探寻大海彼岸的世界，同时也成为巨大的动力，激励人们穿越浩淼的波涛，去了解异域的新奇世界。《新唐书》中唐代专门立传的南海诸国约30个，其中诃陵（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是唐朝与南亚及西亚海上交通的要冲[1]。
这一海上通道，历来海盗出没、沉船频发，大量神秘的宝藏隐匿在了暗礁散布的水域间。1997年，德国人沃尔特法恩在此发现了一艘明朝的鹰潭号沉船。1998年又发现了11世纪宋朝的马热尼号沉船。同年，再次发现满载9世纪中晚唐宝物的沉船——“黑石号”。
“黑石号”沉船上有6万多件遗物，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种类的器物聚集，提供了特别的研究视角，使人们对东南亚海上贸易的认识大大改变。
铜镜带来的启示
黑石号中有一枚看上去并不精美的铜镜，却是考古学家苦苦寻找而从未发现的宝物——“江心镜”。《异闻录》载：“唐天宝三载五月十五日，扬州进水心镜一面，纵横九寸，青莹耀日，背有盘龙，长三尺四寸五分，势如生动，玄宗览而异之。进镜官扬州参军李守泰曰：铸镜时，有一老人，自称姓龙名护，……谓镜匠吕晖曰：老人家住近，闻少年铸镜，暂来寓目。……吕晖等遂移镜炉置船中，以五月五日午时，乃于扬子江铸之。”[2]
图一 江心镜
首次展示在人们面前的“江心镜”或“百炼镜”（图一），尽管锈损，铭文“扬子江心百炼造成唐乾元元年戊戍十一月廿九日于扬州”仍清晰可见，明确了这就是“江心镜”或“百炼镜”。
《异闻录》载，扬州进奉的“水心镜”，存于长安内库，后在天宝七载（748年）被道士叶法善寻出，用于道家祈雨的法事活动[3]。黑石号的“江心镜”将八卦与四神结合，似乎是作法事活动的专用镜，但为什么会输出海外呢？
其实，唐代的铜镜也广泛用于各种祭祀中。《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开成四年（839年）五月二日……“日没之时，于舶上祭天神地祗，亦官私绢，绞缬、镜等奉上于船上住吉大神。”[4]可知唐代出海远航用镜祭祀，黑石号的“江心镜”莫非也是这一用途？
图二 葡萄纹镜
图三 黑石号上汉镜
“黑石号”上数量众多的铜镜中，值得注意的还有葡萄纹镜（图二）。这是唐代最多的铜镜种类之一，此前被认为是唐代前期制造流行的镜类。黑石号上的发现，多少冲击了这一常识。
黑石号船上大量瓷器等物品证明沉船的年代应已不再制作和流行葡萄镜，而这里的葡萄纹镜可能是中晚唐时对前代和唐代早期铜镜的仿制。可见扬州作为民间用镜的集散地，市场上或许还能买到早期制造的铜镜，参照船中的隋镜甚至汉镜（图三），可以推测扬州市场甚至出售古镜。
瓷器的新发现
黑石号上最引人注意的是3件青花瓷盘（图四：1，2，3），这是迄今首次发现的中国最早、最完整的青花瓷器。青花瓷风靡于元明清时期，而扬州唐城遗址发现了一批青花瓷片[5]（图五），但因为唐代没有更为有力的青花瓷证据，以致对其产生时代的不同观点无法统一。
图四：1 青花瓷盘
图四：2 青花瓷盘
图四：3 青花瓷盘
图五 青花瓷碎片
黑石号的青花瓷盘与大量无可争议的中晚唐瓷器同出，来自中国也无可怀疑，解决了唐代已经可以烧造青花瓷的历史悬案，又明确可知青花瓷在当时已经输出海外。
三件青花瓷盘上的纹样不完全相同，但构成和母题如出一辙，这种结构和特色的纹样，在扬州出土的瓷片上也有发现[6]，表明当时扬州有人使用、销售这类瓷器。瓷盘上的纹样与同船发现金盘的纹样风格十分相似，却在大量唐代陶瓷器、金银器中罕见，难道在制作时有购买者参与设计，是专门定做的器物？
如果说青花瓷幽靓苍翠，那么长沙窑瓷器则绚丽多彩。此前经大面积发掘的窑址因是废弃的场所[7]，几乎没有完整无损的器物出土。“黑石号”上的5万多件长沙窑瓷器器物完整，是一次空前的发现。
中晚唐崛起的长沙窑，产品具有很强的平民意识，器物纹样没有任何束缚，还书写当时流行的民间谚语、俗语、俚语、诗文等，面向普通百姓，以低价参与市场竞争[8]，因此盛销于国内市场，并很快成为外销日用瓷的大宗。
特别是“安史之乱”后，陆上丝绸之路衰落，湘江岸边的长沙窑通过水运与扬州、广州、南安连接，使沉重易碎，不适合大规模、长途陆路的陶瓷器有了新的出口，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起。
黑石号上长沙窑瓷器的巨量发现，更加说明当时这类瓷器外销的事实。海外市场的需求促进了长沙窑自身的发展，出现了非中国传统的纹样，如桫椤树、椰枣纹，以及各式胡人表演的图案，甚至出现阿拉伯文字，显然是适应外销专门制作的。
图六：1 盈字款盘子
图六：2 进奉字款
黑石号上还出现了带“盈”、“进奉”字款的器物（图六：1，2）。一般认为，“盈”字款瓷器进入皇室的大盈库[9]。由于多出土于邢窑窑址[10]，又被认为属邢窑产品，是供皇室享用的瓷器。而参照以往的发现，黑石号上带有“盈”字款的绿釉花口碗应产自河南巩义窑，也就是说带“盈”字款的器物并非邢窑独有。
黑石号上的物品是商品，应是在扬州一带购买。“盈”字款的白瓷，除在唐长安大明宫外，在西明寺、青龙寺、西安唐新昌坊也有出土[11]，且在邢台市[12]、河北易县[13]的非高级贵族的唐墓中发现，可见把“盈”字直接与大盈库对号入座的看法还应仔细斟酌。
也许带有“盈”字款的器物在唐代皇室宫廷使用，却并非是专用，在民间和市场上也有使用和出售。黑石号还有“进奉”款的白釉绿彩瓷，说明“进奉”款的器物也会流入市场。
图七 白釉绿彩带把瓶
图八 榆涧唐墓绿釉带把瓶
黑石号上还有一件白釉绿彩带把瓶（图七），形似“胡瓶”，但高度将近1米，与唐代流行的高度在25厘米到45厘米之间的用于日常生活的胡瓶不同。如果瓶内装上液体，把柄根本无法持重，故无实用功能。中国境内相似的瓶多出于墓葬，如河北蔚县榆涧唐墓的绿釉带把瓶（图八），与同出的类似的大型塔式罐[14]都属于丧葬用品。
白釉绿彩带把瓶发现于国际贸易的黑石号船上，表明丧葬用品如果脱离了特定的区域便会失去自身的含义。此外，黑石号上的带把瓶颈部和高足部分饰凤或孔雀尾式的纹样，腹部有方框四角带植物纹样，这在船中的碗盘上也有发现，却几乎不见于中国发现的大量瓷器上。
是否可以这样解读：这是外国人定做的器物，故采用自己喜欢的纹样。或者是外国人在中国见到这种器物，不知与丧葬有关，于是定购了这种奇异的器物？
金银器与商胡
扬州一带也被称之为浙西，中晚唐以后工业、商业崛起，其中金银器制作逐渐成为中心。黑石号的金银器最大的可能是在扬州一带制造。原本唐代制作金银器的中心在长安，由中央政府控制的“金银作坊院”生产。八世纪中叶以后，产、贡金银的州府大都在南方地区，全国产金地南方占92%，产银地南方占94%，岭南道、江南道一跃成为金银器制作原料新的供应地。文献记载中皇帝索要的数目惊人的金银器的制作地也正是扬州一带。
图九：1 银盒
图九：2 银盒
图九：3 银盒
黑石号上的金银器中有多件银盒（图九：1，2，3），都是曲瓣的形态，造型如花朵或云朵，刻意强调器物的弧曲变化，使整体造型优美流畅，正是当时南方器物普遍流行的做法。
黑石号的一件银盘上有犀牛纹（图十），与偃师杏园唐墓出土银器类似[15]，这种写实的风格与南方地区追求动物造型的逼真效果颇有渊源。
图十 犀牛纹银盘
唐代南方金银艺匠的创新，非中原艺匠敢于尝试，极具南方风格，体现了南、北在传统习俗和艺术品味上的不同。更可推知，沉船上的金银器不仅产于中国，而且是南方扬州一带的产品。
扬州既是金银器制造中心又是集散地，还是唐朝皇室所需的供应地，黑石号上的发现则首次证明了扬州一带的金银器还远销海外。不仅如此，有几件器物前所未见。方形金盘（图十一）除造型特殊外，纹样主题为似芭蕉的植物叶，并在中心构成“卍”字图案，边饰也由这种植物叶排列组成，与绝大多数用细碎叶瓣组成边饰的中晚唐金银器不同。“卍”字在佛教文物中可见，少量出现在铜镜上，有人解释为吉祥符号，出现在金银器上尚属首见。方形金盘为孤品，纹样新颖，是否可能是为输出海外专门制造的呢？
图十一 方形金盘
沉船上还有一件带把杯（图十二），八棱杯体，每面粘贴有一歌舞胡人，没有地纹。唐代前期曾出现一批带把的八棱杯，是受粟特影响出现的器类[16]，主要出现在中国北方地区，盛唐以后几乎不见。黑石号的带把杯在造型上与唐前期的同类杯十分相近，连把上、指垫上饰胡人头的细节都属同一风格。
图十二 带把杯
这件器物重新出现在扬州，并非是全新的创造，其所带有的古老和异域的神韵，外国人才更熟悉，或许是扬州的商胡不仅销售而且制造金银器，很可能是按照外来货船上的人的意图甚至是提供的设计来制造的。
黑石号与扬州
黑石号沉没时的扬州，凭借入海口的天然恩赐、大运河的开通，加上附近物产丰富，逐渐成为中晚唐的生产、商贸基地，并赢得了天下财富“扬州一益二”之誉[17]。唐朝在扬州设有军政合一的大都督府和淮南节度使，还有主管运输事务的盐铁转运使常驻，保证了扬州在东南政治中心的地位。各地物品先到扬州，再辐射四方；海外贸易也使各种人员、各国商客聚集扬州。扬州作为新兴的港口开始在海上丝绸之路扮演了重要角色。
“黑石号”出水文物中有几件伊斯兰陶罐（图十三）、一个玻璃瓶（图十四），还有数枚南亚的铜镜，应是船员的生活用品。同样的伊斯兰蓝绿釉陶，在扬州晚唐地层内曾发现几百片，还有一件完整的双耳绿釉大陶壶[18]；扬州波斯邸胡店还出土大量伊斯兰纳钙玻璃残片[19]，可能是从伊斯兰世界运来，准备在扬州进一步加工为成品[20]，表明在瓷器等大量外销的同时，外国物品也流入了唐朝。
图十三 伊斯兰罐
图十四 玻璃瓶
黑石号和扬州的考古发现，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公元九世纪中叶，亚洲政治格局和势力版图发生着重大变动，各地之间原有的交往方式破裂，一度兴旺发达的陆上丝绸之路逐渐沉寂。然而对异域财富的渴望，对不同文化的好奇，仍促使人们寻求新的通道或以新的方式重新交往。9世纪之后，中国乃至欧亚的沟通开始以海路为主，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1] 参见《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页6297-6314；《梁书》卷五四《诸夷》，中华书局，1992年，页783；东晋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遂溪县博物馆：《广东遂溪县发现南朝窖藏金银器》，《考古》1986年第3期；吴玉贵：《唐文化史·对外文化交流编（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2]《太平广记》卷二三一《器玩》三，李守泰条引《异闻录》，中华书局，1961年，页1771。[3]《太平广记》卷二三一引《异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页1771、1772。[4]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页57。[5] 文化部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扬州新发现的唐代青花瓷片概述》；扬州博物馆：《扬州三元路工地考古调查》；顾风、徐良玉：《扬州新出土两件唐代青花瓷碗残片》，《文物》1985年第10期。[6]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河南唐三彩与唐青花》，图607、608，科学出版社，2006年，页418、419。[7] 参见长沙窑课题组：《长沙窑》，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8] 长沙窑的一件盘口细颈型，带有“油瓶伍文”铭壶。[9] 陆明华：《邢窑“盈”字以及定窑“易定”考》，王长启：《西安市出土“翰林”、“盈”字款邢窑白瓷罐》，支广正：《唐代邢窑贡瓷“盈”字款研究》，吕成龙：《唐代邢窑“翰林”、“盈”字款白瓷罐刍议》，参见邢台市文物管理处等编著：《邢窑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页256-262、408-409、514-521、479-482；彭善国：《试析“盈”字款瓷器》，《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1期。[10] 内丘县文物保管所：《河北内丘县邢窑调查简报》，《文物》1987年第9期。[11] 尚杰民、程林泉：《西安南郊新发现的唐长安新昌坊“盈”字款瓷器及相关问题》，《文物》2003年第12期。[12] 李恩玮：《邢台市邢钢东生活区唐墓发掘报告》，《文物春秋》2005年第2期。[13] 该墓出土墓志，墓主人只是唐易县录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易县北韩村唐墓》，《文物》1988年第4期。[14] 蔚县博物馆：《河北蔚县榆涧唐墓》，《考古》1987年第9期。[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杏园唐墓》图版26：2，科学出版社，2001年。[16] 齐东方：《唐代粟特式金银带把杯》，见《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页345-367。[17]《容斋随笔》卷九：“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中华书局，2005年，页123。[18] 顾风：《略论扬州出土的波斯陶及其发现的意义》，叶奕良主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页21-28。[19] 扬州城考古队：《江苏扬州市文化宫唐代建筑基址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5期。[20] 安家瑶：《玻璃考古三则》，《文物》2001年第1期。刊《故宫博物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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