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25日，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共进行三场中英文主题报告会，分上下午举行。上午十一时在华东师范大学行政楼403开始进行的是英文报告组报告一，其主题是“新媒体生态下的劳动”。下午在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212报告厅进行的两场中文报告组为报告二、报告三，其主题分别为“新平台，新劳动？”与“对劳动的理论再思考”。
报告一
新媒体生态下的劳动
第一场报告由浙江大学的洪宇教授作为评议人，华东师范大学的林春峰副教授主持。
报告一主持人林春峰
第一位发言人是来自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简·约翰斯顿教授，其发言主题是“新媒体生态下重构公共关系劳动”。她提到急剧变化的数字媒体环境对专业传播行业的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公共关系而言，整个新媒体产业的发展以及大众媒体和人际媒体之间界限的同时模糊，带来了大量的挑战和机遇。她的发言着重探讨了媒体实践中的两大变化，这两大变化对我们如何看待公共关系行业的劳动力有着重要的影响。其结果是修正了在公关和其他传播角色中（共同）创建、分发和管理媒体的意义。她进一步提出了新的公共关系思维方式，越来越要求跨媒体平台的组织和个人故事讲述之间的战略互动。
发言人简·约翰斯顿教授
第二位发言人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的辛欣教授，就“社交媒体时代的中国文化创意员工”的主题进行发言。在今天的中国，做一名文化创意员工意味着什么? 辛欣教授指出，来自英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和创意专业人士可能会发现很难将这个问题与一个仍被广泛认为是世界制造商的中国联系起来。几乎没人知道中国的创意产业正在崛起并变成一个支柱产业，同时这就为诸如北京地区这样的文化领域内的年轻人才创造了大量“抢手”的工作岗位。这样的工作很少像“铁饭碗”那样安稳。为什么那些在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工作的人会做这样的选择呢? 他们的工作环境如何?基于深度访谈，辛教授的这个探索性项目旨在回答这一问题，并揭示社交媒体时代下北京“创意园区”的创意工作组织。
发言人辛欣教授
第三位发言人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潘妮妮副教授，其发言主题是“流行文化粉丝公共参与的‘间隙显现’：娱乐产业的数字劳工对权力的顺从与抵抗”。潘妮妮副教授提及，其研究旨在了解中国网络流行文化粉丝的兴趣动机以及这类文化如何转化为某种被观察者视为“公共参与”的表达。这种现象并不是对特定“知识”或“观念”的反思或反应，而是更多地关联到流行文化爱好者的工作经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迅速崛起，中国的粉丝们，因应中国流行文化产业快速而有特色的发展，很自然地成为了“数字工作者”。与美国或日本发达的流行文化产业相比，中国粉丝的生产者身份与消费者身份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晰，粉丝与企业之间复杂的不平衡性导致了粉丝被视作“公共参与”的表达。
发言人潘妮妮副教授
第四位发言人是来自伦敦大学的郑颖勤教授，其就“服务平台工作的时空性研究——以北京市送餐骑手为例”的主题进行发言。郑教授指出，在当前的“零工经济”中，时空性从未展现的如此突出。零工经济的体现是利用个人的“业余时间”跨越广阔的地理区域，以规模性地创造经济价值。高效地管理随需应变的劳动力需要一个强大的数字平台，这个平台不断地控制大量零工工人在空间/时间内分配和承担的任务。郑教授提到，其研究展示了骑手在日常工作中是如何被束缚于多个时空的，以及不同的参与者在社会因素建构中是如何共同重构时空的。这项研究从社会物质性角度来展示骑手（大多是农民工）如何被拴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并同时在这一日常工作中共同建构多个时空，以此来满足算法的速度和效率的需求,获取生产效率及收入的最大化。考虑到平台工作的时空多样性，任务或秩序不再是单纯的算法产品，而是体现了现有社会秩序中权力失衡的社会重构。因而郑教授认为，算法平台的技术优势是通过重新配置数字劳动的时空性来实现的。
发言人郑颖勤教授
接下来浙江大学洪宇教授进行了精彩的点评，洪宇教授认为不能把互联网看作一个简单的技术抽象体，特别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场景之下不断有新的技术形态的出现，我们不能被技术的迷思带偏，回归到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的侧重是特别重要的。劳动是关于技术和社会关系层面联系的很重要的切入点。关注劳动，对于中国来说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在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的状况下，宏大叙述的发展怎么落实到人的价值也是一个劳动的议题。故而洪宇教授认为要把互联网想象成具有社会维度的技术而不是单纯的技术。
评议人洪宇教授
报告二
新平台，新劳动？
第二场报告由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执行院长、教授支庭荣和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卓越访问教授赵月枝作为评议人，华东师范大学陈红梅教授进行主持。
主持人陈红梅教授
第一位发言人是来自海南大学的朱杰副教授，其发言主题为“‘网红经济’与‘情感劳动’——理解‘小红书’的一种视角”。朱杰副教授提到，“平台资本主义”时代，“社交媒体”与“红人营销”构成了最近日趋流行的“网红经济”的基本要素，即，“社交媒体”的“互动”与“参与”特性，在积极鼓励受众的“自我品牌化”（如今最流行的形式，就是“网红”）,“红人营销”（influncer marketing）即随之崛起。依照此一营销方式，“网红”与其粉丝之间的亲密程度、信任程度特别是情感强度等“质性”特征（而非只是“点击率”等“量化”特征）究竟如何，构成了营销成败的关键。就此而言，“网红经济”所调动的，正是奈格里和哈特所谓的“情感劳动”，即“对于情感的创造和操控”。朱杰副教授提及自己的研究即打算以此为视角，对流行app“小红书”的“价值创造方式”进行考察，并尤其关注其用户“情感劳动”的基本状况。
发言人朱杰副教授
第二位发言人是来自北京大学的应武博士，其发言主题为“移动互联时代K歌文化中的数字劳动—以全民K歌与唱吧APP为例”。 应武博士称，移动互联网语境下的在线K歌行为因物质性条件差异、时间场所的任意性，以及社交关系的不同，而与传统线下在场K歌活动有着天壤之别；最为重要的是，不同于传统K歌中内容的稍纵即逝，基于移动终端的K歌录音可以保存并上传至在线社区分享，这些录音产品在参与平台盈利的过程中最终沦为商品。由此，大众卡拉OK行为从一种“娱乐性消费”转向“生产性消费”活动。这种产消合一和非物质劳动状况是当下数字时代劳动问题的重要议题之一。由此，应武博士提及，本研究主要以全民K歌与唱吧APP为例，从生产消费、社交关系、资本、文化认同等多维度，比较它们之间的异同及与传统线下K歌之差异，以此来洞察移动互联网中流行文化的劳动特性，以期丰富和深化对于数字劳动的理解。
发言人应武博士
第三位发言人是来自荷兰莱顿大学的管泽旭博士，其发言主题为“数字游牧：社交媒体中的美妆博主和流动化生存”。管泽旭博士从中国社交媒体中的美妆博主入手，探讨平台社会中劳动者的流动性问题。美妆博主作为社交媒体的内容生产者在注意力经济中成名发家，与网约车司机、外卖软件骑手等平台劳动者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劳动体验。基于访谈和田野，研究发现：在技术和资本的深度参与下，平台算法、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平台之间的竞争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美妆博主的流动，产生了美妆博主在单一平台内、跨平台间、平台-线下三重流动轨迹。管泽旭博士将这种平台社会带来的、劳动者不停流动的状态定义为“数字游牧”。研究通过对单平台、多平台、平台-线下等多元立体生态的挖掘弥补了现有平台研究对平台社会的单薄想象，凸显数字劳动者的能动性同时批评平台社会对劳动者的榨取。
发言人管泽旭博士
第四位发言人是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陈昶文博士，其发言主题为“‘流量逻辑’如何影响内容生产劳动？--基于微信公众号的实证考察”。 陈昶文博士提到，他的研究基于对微信公众平台内容生产过程的实证考察，展开讨论“流量逻辑”---作为市场压力在数字时代的新型表现形式---如何影响媒介内容的生产劳动。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式，他的研究从盈利模式和分工模式这两个方面，分析了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内容经济的一般生态，为理解具体的数字内容生产劳动提供宏观的行业背景；其次，从工作节奏、工作时长和绩效评估三个方面分析了“流量逻辑”如何影响媒介内容的生产劳动；最后，结合对内容生产日常惯例的观察，分析和讨论“流量逻辑”如何在对具体的劳动实践产生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自身提升为占据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
发言人陈昶文博士
最后是支庭荣教授的点评。支庭荣教授分享了自己的三点感受，首先提到的是，上面四位发言人的话题非常具有生活经验感，对于自己来说算是打开了一扇新知识的窗口；四位发言人能够从日常生活当中看出智慧和思想的火花是令人非常震撼和惊喜的。其次，目前的研究总是对一些宏大的主题进行研究和反复推敲，而四位发言人的这些从生活经验入手的研究能够使人重温过去的场景。最后，支庭荣教授对朱杰教授的研究题目提出一些修正性意见；对于应武博士的K歌文化中的数字劳动，支庭荣教授认为K歌也算是一种自我解放，不一定就是受剥削的劳动；针对管泽旭博士的数字游牧概念，支教授提出，游牧是把自家的羊赶到别的地方进行放牧，若博主到别的平台对别的观众说话，那么这是否还算游牧；对于陈昶文博士的研究，支教授对于把流量逻辑上升到霸权的意识形态提出异议。
评议人支庭荣教授
对于四位发言人，赵月枝教授也进行了一番点评。赵月枝教授认为，四位发言人的话题都非常新，具有很大的学习价值。对于朱杰教授的研究，赵月枝教授肯定了研究中的批判传播学的情感转向，把握住了情感转向的时代框架，不过这种网红包装与传统的广告具有比较空间，她很期待更为深入的研究；对于应武博士的卡拉OK文化的研究，赵月枝老师提醒需要注意红色文化与卡拉OK中带有的资产阶级文化的互动，它们具有一个相互吸纳的动态过程，而不是单面的资产阶级文化吸纳形式。同样地，针对管泽旭博士的美妆博主所遭受的平台资本主义的剥削，赵月枝教授强调需要结合社会学研究模式，具体分析这些博主的社会处境和地位，不然容易把博主所受的剥削等同于富士康工人所受的剥削，这就会带有城市中心主义的弊端。对于陈昶文博士的发言，赵月枝教授联系媒介社会学，建议陈博士进一步明确定位自身研究的理论贡献。
评议人赵月枝教授
报告三
对劳动的理论再思考
第三场报告由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与研究中心主任吴予敏教授和《新闻与传播评论》副主编、武汉大学教授刘金波作为评议人，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李海波主持本场报告。
主持人李海波副教授
第一位发言人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彭志翔博士，其发言题目是“关于劳动：试论卢卡奇传播思想”。彭志翔博士指出，卢卡奇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创者闻名于世，卢卡奇及其理论曾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争论。传播学界总会有意无意的提到卢卡奇及其物化理论，然而卢卡奇及其思想在今天的传播学中却没有一席之地。彭志翔博士的发言通过对卢卡奇晚年遗著《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审视，试图在连接卢卡奇早期和晚期思想的基础上，着重关照卢卡奇本体论中的关键概念劳动和意识形态，尤其是劳动的目的性设定推动语言和传播的产生，以及意识形态是如何由文化劳动产生的。
发言人彭志翔博士
第二位发言人是来自南京大学的夏玉凡博士，他的发言题目是“无偿劳动、无限剥削与社交媒体的资本积累——资本积累理论的批判性探讨”。夏玉凡博士提及，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从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出发，试图回应网络时代下社交媒体的资本积累问题。一方面，他继承了斯迈斯的“受众商品”理论和托夫勒的“产消合一”理论，探讨了网络时代的商品形式问题，创造性地建构了互联网产消商品理论；另一方面，他试图从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出发，勾勒出互联网用户在经济监督下进行无偿劳动与无限剥削的社交媒体资本积累过程，并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回应了诸多学者对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是否适用于社交媒体的质疑。夏玉凡博士发言指出，福克斯的研究虽然拓展了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应用范围,但他错误理解了这一理论，把互联网用户及其互联网产消商品视为资本增值的源头，没能真正理解西方社会社交媒体资本积累的本质。
发言人夏玉凡博士
第三位发言人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张萍博士，她的发言题目是“劳动交往：传播的理论想象与现实观照”。 张萍博士指出，本研究基于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研究现状的梳理，提出“劳动交往”的概念。一方面，尝试扭转现有马克思交往理论的研究偏向——以抽象的、非马克思的方式研究马克思的交往思想，并基于“劳动交往”重新观照、解读当代信息资本主义的信息化生产——信息劳动化与劳动信息化的（数字劳动）双重现实；另一方面，尝试补阙当前新闻传播学基础理论的缺失部分——超越现有的科学主义的轨道，重新发现新闻传播学的人文规范和价值引导。寻求新闻传播学科背后的“知识型”或“理论范式”，发掘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体系的理论在场感。
发言人张萍博士
第四位发言人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高飞博士，他的发言题目是“费斯克文化经济观：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劳动’内涵的外延与重构”。这是他与苏州大学的冯律稳博士合作的研究项目。高飞博士指出，人工智能以用户创造的信息本身为处理对象，以算法与机器学习工具模型对信息数据进行预测、聚类、分类、降维等方式处理，实现数据的再生产功能。基于用户生产和创造的海量非结构化数据，同时也是大众文化资源并具有“流通着的意义”，高飞博士以Facebook、Google等为例，结合费斯克关于大众文化符号、大众文化生产与消费等理论，界定信息数据作为可分析和增值的大众文化资源的生产资料属性；对人工智能以“数字劳动”进行的数据挖掘及开发，通过“数字生产”将信息数据转化成的“新产品”以及形成的数字生产关系价值链进行分析，解读个体作为社会数据信息、文化创造者的社会意义。
发言人高飞博士
接下来的点评环节，首先是刘金波教授从期刊编辑的角度对四位发言人的文章进行点评，肯定了四篇文章的优点，具有青年才俊锋芒锐利的思考。但同时四篇文章都存在题目需要修正，关键词需要再斟酌，选题过于宏大等问题。
评议人刘金波教授
接下来是吴予敏教授的点评，吴予敏教授认为现在对于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和劳动价值论研究有很多误解，这个误解就体现为把劳动抽象化了。包括前面四位发言人的研究都存在这个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吴予敏教授强调，当前的研究需要回归到马克思，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是强调劳动的基本条件，而不是在绝对意义上谈论劳动。劳动涉及到劳动的资源，劳动的过程，劳动的产品即劳动的结果，劳动的价值实现和劳动的分配这五个要素，这五个要素结合在一起构成了马克思的劳动学说的一个完整的体系，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劳动才是完整的。按照这个视角去审视互联网经济，我们就不能把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割裂开，所以情感劳动这一新的定义也需要商议。
评议人吴予敏教授
对话人吕新雨教授
现场观众
至此25号的所有报告会圆满结束。
文｜曾文新
图｜ 盛元钰 王禾伶
唐楷垚 李宗颖
编辑 | 余慧萍
审核 | 杜彬彬
华东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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