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高国和
1953年出生于上海，1970年去江西农村插队，文革后进大学中文系就读，毕业后在大学执教10年，后进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直至退休。
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随想一
与死神遭遇，难免涉及死亡问题，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比起当今励志、梦想等时髦语言，它不仅使人不快，还使人消极，甚至沮丧。尽管死亡是每个生命体都必须要直面的问题，然而，还是有许多人，特别是中国人，不敢直面它，或者避而不谈；或者泛泛而谈；或者赋予死亡特别的意义，鼓动别人去死；或者把死亡当作圣坛上的祭品，向造物主虔诚地奉上……
既然死亡是人所绕不开的话题，我想，我已达垂暮之年，辄闻死亡之气息，辄听死神之脚步声，且多次在生死边缘线上挣扎，对于死亡的感受和心路历程，可用一个词来表达——真切，并且有不吐不快之感。当今我们正处于网络社会、分享经济时代，我亦可算作是略知死亡源代码的人，既然如道，岂有不与他人分享之理由？再之，终有一天，我与死神相拥而去，来不及留下一句话、一个字，那时人们看到我今天留下的文字，可以少一份疑问和遗憾，多一份理解……也可以说，这些文字即是旅游者的“到此一游，立此存照”!
前不久，我与死神又一次不期而遇。死神结束了我一向自诩的孤高自赏、放荡不羁、天马行空、率性而为的生活状态，将我强捺在病床上。我被抬上救护车，从公利医院转到瑞金医院。由于病情不见好转，第二天上午即被女儿、小萍和姐姐、妹妹、姐夫、妹夫等众人连床带人推进医院神经内科的治疗室。当时，我两眼的上眼皮无力地耷下，说的话写的字别人既听不懂也看不懂，我知道发急也没有用，于是，索性省点力气，既不说也不写，只是两眼紧闭，侧身躺在床上，聆听着自己喉咙口粗急的喘息声。
朦胧中，听凭医生对我做简单地检查。检查完毕后，听得医生对家人说，我得的是脑梗，此病很危险。听嗓音，医生大概是中年人，他用上海话介绍病情，并且一边说一边朝门外走去，招呼家人去医生办公室，接受病危通知。也许是家人认可他的权威性，对他的话深信不疑，只是对于危险后果不忍再听下去，于是，对于他还在讲什么已经没有人在意，众人的脚步只是尾随他向门外挪去。我听见一阵杂乱的脚步声移向门外，随后，就听到门外传来呜咽声，抽搐声，压低嗓门的哭泣声，擦鼻涕声，细弱的安慰声，不一会，这些声音响成一片，使我不由自主地心慌起来，并且异常清醒。我知道，家人一定不希望动静大而影响我的情绪，因而抑制着情感，到门外去发泄，谁料想，结果却适得其反。我猜想，哭的一定是姐姐妹妹，安慰她们的可能是姐夫妹夫，女儿一定在办理有关签字手续以及电话落实护工，购买晚上陪夜所需要的床等用具，没有时间伤心。小萍在干什么？我忍不住偷眼一瞥，她正站在我的床头，不知所措。
由于我的意识一直很清醒，我害怕死亡在我清醒时发生，我担心自己因此不堪忍受死亡的痛苦。一向怕疼的我，肯定忍受不了死亡的痛苦。当时，我可以感觉到房内外发生的一切，可以推测家人的神情，可以清晰地听见医生的说话声，包括他向家人交代我的后事料理等等。我连想象自己死后的模样也是异常清晰的。白床单拉上来遮住我白得吓人的脸，家人围着床站满四周，伤心欲绝地哭泣，有的甚至边跺脚边嚎啕大哭，只是在护士的大声呵斥和指挥下，众人这才边哭边簇拥着床，缓缓地推向太平间……               
我又很担心自己的意识会模糊，甚至失去知觉，我想，那大概就算得是被死神彻底掠获了的状态。于是，我不停地用手掐疼自己，以免睡着。我的考虑至今想来都很清晰，我就要告别这世界了，我一生都极为重视为家人服务，临别之前，我还能为家人做些什么？特别是令我无比牵挂的女儿和小萍。我颇有些后悔，在身体好的时候，且有很多时光可以利用的时候，由于习惯于惰性，竟怠慢时光，把大好时光白白放走了。如果我以前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过，绝对没有今天壮志未酬的懊悔。我责怪自己，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很简单、浅显的道理，怎么就整不明白？我的任何努力其实都不会落空，因为终有一天是自己的最后一天。  
忽然，我感觉一阵莫名的恐惧袭上心头。今天晚上，我真要躺在医院太平间，躺在有着一格格抽屉的冰柜里，独自一人，任由沉寂世界的吞噬，此后，真要永远与漫漫长夜和无尽的寂寞相伴了？难道就这样与从小朝夕相处，相濡以沫的姐妹；几十年相交无间，情同手足的姐夫妹夫；几十年呕心沥血，无私付出，视如命根子的女儿；相欢近十年，日久情生，情愫日增的女友，阴阳两隔，永远相忘于沉寂的世界？我忽然想到年轻时读过一本书，讲述世宇宙正朝“熵”的物理现象发展，宇宙的最终归宿就是万物皆归于死寂的“熵”的混沌状态。啊，真到了那时，可以想象，那全宇宙没有一丝波动的死寂景象是多么可怕！人死难道就是先入沉寂之门吗？倘若全宇宙真有死寂的一天，像现在躺在床上死去，也不失为好事。我悄悄地安慰自己。
 
随想二
我很好奇，凡是人皆惧怕死亡，我插队时两次与死神相遇，当时，怎么没有害怕？
第一次是来江西农村不久的雨天，我独自一人摇船到对岸知青点。江南山区的碌安江，平时温顺如羔羊，清澈见底，一逢雨季下大雨则江水陡涨几十米，江面陡宽几百米，浑烛的江水滚滚而下，就像一条挣脱一切束缚的苍龙，以崩云裂岸之势，咆哮着向前迸发、奔涌。那天清早大雨滂沱，战斗队（即生产队，文革中江西称生产队一律为战斗队,大概取农民战天斗地之意吧)队长招呼大家去耘田。因而，早上出工时，我光记得穿蓑衣，拿耘田耙，待到了摆渡船上，这才想起忘了带午饭的饭盒。我已经在饭盒里盛满饭菜，就将它搁在桌上。不得已，只好船一靠江对岸的码头，就独自一人折返回去拿饭盒。摆渡船是一条可以乘坐数十人的大木船，来时由几个谙熟水性的小伙子喊着号子，摇橹而至，再折回去则唯有靠孤零零的自己。我后悔穿着塑料拖鞋，因为雨天的船甲板特别滑，摇橹时脚底打滑，感觉特别累。来时同村的社员笑话我以及一同出工的知青们雨天穿拖鞋，他们说，农村雨天穿拖鞋出工不合适，为了防止摔跤，待会还得打赤脚，只是要双手提鞋，很不方便。我听了还很不以为然，没有想到很快就尝到恶果了。我一边想着社员们的嘲笑，一边使劲摇着橹，同时还必须忍受着一步一个趔趄的尴尬。忽然，我感觉脚底一滑，身子一斜，人已经从船尾掉到河里。也许是求生的本能，我不知怎地一手紧紧住橹的铁链条，一只手臂在水中乱划扯，继而手在船身上乱摸索，好半天，用尽力气挣扎着，总算重新爬上船，此时，我才感觉到浑身衣服湿透，穿在身上的蓑衣分外沉重，脚上的拖鞋早已不知去向。虽然已经是春天，但是仍旧有寒意，一阵风吹过，冷得我直打哆嗦，而船在江心旋转漂移着，已经漂到下游。……
第二次是在生产队附近的铜矿职工医院。它是上海内迁医院，我们知青常来此看病。我因发高烧，乏力，呕吐，被队长用独轮车推进职工医院的病房。在医院住了一星期，高烧不退，吃啥吐啥，起初医生诊断是打摆子。一个星期后，待全身泛黄，此时，医生才开肝功能化验单，诊断结果是得了急性黄疸肝炎，于是，隔离，静脉吊针等措施被相继用上。那几天，我特别嗜睡，整天昏昏沉沉。几天后的一天早晨，我从睡梦中醒来，迷迷糊糊地感觉有人站在窗前，待那人转过头来，我定睛一看，这才知道是姓戴的女医生。我发现戴医生的眼眶发红，分明是刚抹了眼泪，我不由诧异地看着她。大概是看见我神清气爽的模样以及诧异的目光，她慌忙不好意思地转过头去，掩饰自己不自然的神情，随即转过身来眼神温和地注视着我，整了整白大褂，莞尔一笑：“你睡了好多天， 迷迷糊糊，一直这样，我们真担心你肝性昏迷，如果发生这情况，我们医院是没有办法的，现在总算没事了。真是作孽啊，孤身一人在外，你的父母知道你生病吗？”她告诉我，我的病危通知虽然开出，可是不知往哪儿送。她还告诉我，由于病情很重，不得已，医生用了许多激素药……她还说了许多，我这才知道自己已经到鬼门关走了一遭。戴医生也是上海人，近四十岁，待人没有一点上海医生的架子，对患者温柔、亲切，尤其对我们这些二十岁左右的上海知青，天然有一种母性的关爱……     
面对死亡，说是不怕，现在想来，其实当时是来不及害怕或者愚昧而不知死活不知道害怕罢了，实际上事后颇有些后怕。当时，如果在江中淹死，就像随波逐流的死猫、死狗，路人看见，充其量诧异地惊呼：”看，死人！”随即顶多怜悯地低声叹息：“年纪很轻，还是孩子……”。我曾经私下嘲笑为了打捞电线杆被江水淹死的上海知青金训华死得毫无价值，使得父母白养，死后还要被宣传媒体所利用。今天想来，如果当时我被江水淹死或者医院中病死，岂不一样毫无价值？岂不一样可怜？如果在医院中病死，当时，人们也许会远远地指着处于半山腰中的某座新坟：“那儿躺着的是上海知青……”数年后，人们也就逐步淡忘了，没有人再提起了。就像那年所谓的“五七”大军修建双溪电站，因上山伐柴，被树砸死的上海知青外号称“杨师傅”的，他的新坟修在公路边的半山腰，当时显得很突兀，我料想，后来还有谁知道他？那座坟还在么？如果厄运降临到我们中某人的头上，后果可能不一定比他更好。很长一段时间，我感到后怕，如果不是与死神擦肩而过，我就没有后来的返城、念书、执教鞭、进机关、迎娶娇妻，生养爱女、归家事亲、周游他乡……更令我感到后怕的是自己年轻夭折，将给父母姐妹们带来怎样的伤痛……
 
随想三
插队时的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尔后的岁月我由此颇感到憋屈。好歹与死亡沾过边，不要说被编成金训华、欧阳海式的英雄，漫天大肆宣传鼓吹，即使每年年终的知青聚在一起开会，评选积极分子、标兵，我也从来没有挨到过边。念中学时，我很爱读小说，现在看来，自己仅仅是被作家笔下的幻象所迷惑了。我数次读过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练成的》，每读一次，热血便沸腾一次，异常亢奋，像打过鸡血似的。卷首语中的一段话我几乎可以背出来：“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把自己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我有什么？不得不承认，当时我的生活算是混得够惨的，作为短命鬼，几乎没有回首的内容，而且平时的作为与壮丽的事业绝对无关。我只能叹惜自己命不好，只能顾影自怜。当时，我最为欣赏的是波兰作家伏尔契笔下的“牛虻”。“牛虻”曾经是我青少年时代崇拜的对象，我无数次为他的精神和毅力所感动、所倾倒、所流泪，数度暗暗发誓要做现代的“牛虻”，可是每每联系实际回想起此书，却总有一股浓浓的酸意，有一种不便言说的遗憾，他有琼玛深邃炽热的爱情，而我只有中学时代对他班女同学偷偷的暗恋……
退休前的一次春节，我与女儿驱车去了江西婺源，回来时，绕道插队的知青点和铜矿职工医院看了一看，也算是旧地重游。碌安江上正在建造一架大桥，一端是此岸的中州村，另一端则是处于对岸半山腰上的我插队的湾头村，脚底下的江水虽然没有以前非雨季时的清澈，却也不至于像雨季时的浑烛不堪，只是江面很狭窄，江水流得很慢，那条摆渡船斜横在渡口，近半个身子搁浅在江边的沙滩上。我想，除了我的记忆，还有谁会知道昔日江上发生的那惊险一幕？灰蒙蒙的苍天下几条小船正在江面上盘桓，看摸样在捕鱼。以前这条江里鱼多，船多，后来我还在那儿时，江水就逐渐受到上游铜矿的污染，据说污染现在非常严重，已经威胁到两岸百姓的吃、用水。我怀疑，这些老乡像往年一样摆开阵势，现在还能捕到鱼吗？莫不是追求捕鱼本身所带来的热闹和快乐吧？铜矿职工医院还在原来的位置，傍山而建的一排两层楼的主建筑几十年还保持着我住院时的模样。山上就是散落有致的一座座坟墓，很远就能看见，也许现在是非清明时节的缘故，祭拜的人几乎绝迹，显得冷冷清清。当年，如果我折了，肯定就埋在那儿，躺在众多坟墓之一中。毋庸置疑，今天肯定是无主坟了，无妻子，无后代，父母双亡，姐妹们年事已高，有谁还会想起照料那座孤坟呢？其实，若干年后，当今墓园中的坟墓又何尝不是无主坟呢？一代管一代，第二代不在了，第三代第四代恐怕连第一代的姓名都不知道了。我看到职工医院背后的坟山，联想起自己的往事，不免有些感伤，但是，想到当今清明时的墓园，即使祭拜的人群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也难免如此这般的结局，不由地心中释然了。这就是人生！就是世事！
说来也难以令人置信，意识到死亡的临近，此次与死神的不期而遇竟然使我由忐忑而至些许的兴奋。因为，我以为期待已久的终极答案终于要揭晓了。“我是谁？我来自何方？我奔向何处？”，在我人生几十年中，我不止一次反躬自问，特别是人生处于低谷，倍感寂寞孤独时。插队时，我为自己的未来着急彷徨。深夜，我望着一抹月光透过窗户泻在盖被上，不禁手捂胸口自问。妻子西归后，我整天六神无主。深夜，万籁俱寂，我睁大眼睛，不禁又把这些问题抛向太空。然而，所有的疑问都石沉大海，杳无回音。据说，这是人类亘古常新的质问，从来没有确定的答案。也许，困扰自己几十年的问题，此次在自己将要跨去的另一世界能寻找到答案？
自然，无论与死神数次相遇时何种心理感受和心路历程，我在这儿叙述了，并且留下文字，就都表明了我与死神仅是一次次擦肩而过，我应该觉得这是又一次可以感到庆幸的事。但是，为何要庆幸呢？是因为逃脱了死亡？接踵而至的问题，使人不得不往深处想。
 
随想四
从与死神一次次擦肩而过的感受，我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人们因摆脱死亡而感到庆幸，乃缘于惧怕死亡。在历史长河中，死亡已经被涂抹上浓郁的恐怖色彩。有一种观点，认为中西方文化对于死亡的态度截然不同。西方人能够从容平静地讨论死亡问题，中国人则对死亡谈虎色变，后来则干脆闭口不谈，把它作为忌讳。就像沙漠中的鸵鸟，把头深深地扎进沙堆，屁股翘得高高。无论外界发生什么，只要不看见，不听见，就当没有发生过。这观点有一定道理，譬如，中国人忌讳“四”这个字眼，就因为它与“死”同音，中国的大楼常常没有称作“四楼”、”十四楼”、”二十四楼”的，就是怕与死沾边，怕晦气。中国人送礼从来不送钟，就因为“送钟”与”送终”谐音，”送终”与死亡联系在一起，说“送终”不吉利，令人丧气。
其实，往深里一想，对待死亡，中西方文化差异没有那么大，强调中西方文化这种差异的，往往着眼于表面，事实并不尽然。中西方文化实际上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西方人也惧怕死亡。西方即使宗教，也充分利用人们对死亡具有极其巨大的恐怖心理，建立宗教秩序。欧洲历史上就有著名的十字军东征，通过致人以死亡的战争，支持基督教信徒，毁灭异教徒的肉体，震慑异教徒，从而达到当权者发动宗教战争之目的。而中国文化则更过之，直接把把死刑作为威慑众人，惩罚臣民，巩固当权者地位的极其重要的手段，所以有殊连九族、凌迟致死的酷刑。由此可见，中西方人都惧怕死亡。只是，在中国文化里，死亡不仅是人们所忌讳的话题，更由此而成为集体无意识需要排斥的话题。一种意识频繁地植入人们的大脑成为集体无意识，人们本能地感到，死亡是恐怖的，应该尽可能避开它。人们认为，死亡使得生命形式被毁灭，毁灭必然是生命无可言状的痛苦，这种痛苦是无可期待的，因为没有死的人不知道死亡有多痛苦，而死去的人又无法开口。人们可以理解，不可言状、无可期待的痛苦最令人恐怖。
其实，对死亡的感觉均来自现世的人，惧怕死亡的也皆是现世的人，是他们拥有死亡与痛苦相联系的想象，是他们拥有对死者难以割舍的情感和牵挂而感到痛苦万分。
人们惧怕死亡所带来的痛苦而产生的恐怖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首先，是肉体的痛苦。人们认为，死亡降临的那一刻，人一定很痛苦，只是无法表达而已。儿时在花园中嬉戏，常听得聚在一起晒太阳的一些老人一边脚弹琵琶般颤抖，一边关心某人“最后一口气怎么咽下去的？”，随后长吁短叹；也有一些相信因果报应的人，咬牙切齿地咒骂痛恨的对象“今后不知怎么死法”，即是希望他死得更痛苦些，以彰显报应，体现出恶有恶报。记得插队时，村子里有一母子两人相依为命的家庭。儿子因不满成立公社要一切生产资料归公而疯了，母亲临终前躺在床上嚎叫：“疼死了，疼死了”，一连几天，凄厉的嚎叫声都在村子的上空飘荡……世界上逐渐流行并且被人们日益普遍接受的“安乐死”，就是要减轻人临死前的痛苦，因而提供给人的的医疗选择。也正是对人临终前痛苦的想象和理解，人们才认为无论出于什么考虑，无论什么理由；即使对死刑犯，也不能活体取脏器、割断喉管等，凡是这样做了，都是不人道的，都是背离了作为人的基本道德底线，都是人类共同所不齿的野兽行径。人们甚至认为，人死后如果肉身继续遭到毁灭，人还会感到剧烈的痛苦。数千年来，东西方在人死后，均用棺柩盛放尸体并且埋入地下，就是隔开泥土与尸身，以期泥土不要毁坏尸身。
其次，精神的痛苦。与肉体的痛苦相比，更加不堪。前不久，我在网上读过一篇报道，内容是反映养老院里老人们寂寞孤独的精神痛苦。某所养老院五楼走廊有一扇窗户，一联好几个老人不堪精神痛苦，从那儿跳了下去，其中有一个住在楼下并且是半身不遂的老人，养老院不得已在窗户上安装了铁栏杆，以防效仿者。精神的痛苦又可以分为两种，一则是生者对死者的怀念和想象死后永远遁入寂寞孤独漫长黑夜的痛苦，二则是由阴阳两隔、音讯隔绝而致想象中死者无奈的痛苦。前者，如网上几年前开始搞得红红火火的“天堂寄语”，皆由生者牵挂死者，生者给死者写信，寄托情感所致。我们网上的同学群，现在全须全尾，完完整整，讨论问题热闹非凡。若干年以后，“访旧半为鬼”，留守现世的寥寥无几，留守者一定会仰天长叹寂寞孤独的痛苦。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悼亡诗和悼亡词亦可见怀念之痛苦。苏东波就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词牌名为“江城子”的悼亡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此词为苏东坡悼念亡妻所作，充分表达了作者诚挚、凄婉、无限思念之痛苦。然而，不尽如此，千百年来此词之所以成为悼亡词中的千古绝唱，乃因为此词还流露出寂寞、凄清的痛苦。词中“十年生死两茫茫，”“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明月夜，短松冈。”可谓笔触所致，写尽想象中死者寂寞和孤独的痛苦。现实中的寂寞孤独已经是常人难以忍受的煎熬，何况如死者孤坟尘封，年年如此，坟岗上，只能永远与冷月相伴呢？
精神痛苦的后者，更是人们难以接受的。四川丰都鬼城用实景形象地描述了人死后的一幕幕凄惨景象。其中一幕是死者站在望乡台上远远俯瞰亲人撕心裂肺的哭喊，却什么也不能说，只能带着永远的遗憾和牵挂，依依不舍地掩泪离去，随黑白无常赶赴必经之地阎王殿。西方电影《人鬼情未了》也充分表现了死者鬼魂牵挂生者的这种无奈。他看到了危险，出于爱向他的家人示警，由于阴阳隔绝，家人却无法接受他的示警，随着一次次示警失败，我们看到的是美好情感一次次遭到毁灭的痛苦……
几年前，我与女儿在大理洱海岸边的旅馆里住了几天。一个黄昏，我忽然看到手机上有朋友转发的一则信息，内容是香港一位年长的编辑留给儿子的遗言。老编辑告诉儿子，今世为父子，来生可能无缘相见，有话今世趁早说，莫要待得不能开口的无奈。老编辑告诫儿子关于处世、交友等的一些切身体会。我想到住在隔壁的女儿，尽管桀骜不驯、聪明自信，却始终让我揪心不已，想到今后，触景生情，不由的泪流满面。天边，残阳如血，江面，暮霭沉沉，一叶小舟满載渔情晚唱出没在江心……现世纷繁复杂，仍不失美好，设想身处另一世界，只能空有干涉现世的欲望。在彼世界中，人的灵魂可能有的大概只是虚妄和无奈吧？
第三，灵魂归宿的痛苦。人死后，有没有灵魂？关于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为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回答应该是否定的。但是，人们皆有追本溯源的本性，企求终点的倾向，这也是宗教产生于现实社会的重要原因之一。世界上笃信宗教的人很多，宗教一再告诫人们，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东西，不要轻易去否定。不可知论者休谟也强调，宇宙万物无限，而人的感知和认识都很有限。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感觉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左右自己的命运，因而，即使在实用主义泛滥的东方，作为儒教的创始人，对后人影响深远的圣人顶多也是不语“神力怪”，只是诚恳地告诫后人要“敬鬼神而远之”，这就等于变相承认鬼神的存在。人们焦虑在现实世界之外，有无安放灵魂的家园？如果灵魂永无合适的安放之处，对于现实中的人就是接受不了的痛苦。宗教对这些问题皆有令大多数人信服的答案，因而使得人们油然而生敬畏之心。基督教将安放灵魂的世界分为天堂和地狱。好人死后进入天堂，成为向世界普遍挥洒爱的天使，坏人则陷入十八层地狱，饱尝恶果或者恶报。佛教对安放灵魂则有西方极乐世界和六道轮回之说。好人死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缺陷之人继续陷于人道、鬼道、畜道等六道轮回。佛教的六道轮回之说在中国民间颇获认同。八十年代初的一个暑假，我到天台山国清寺住了几天。一天早晨我饶有兴趣地观摩僧侣们做早课，忽然看到一条正在地上蠕动的蜈蚣。我刚想抬脚踩死它，就被一旁的小沙弥拦住:，“施主，不可，它也是一条生命啊”，后来我才知道，佛教认为，每一虫豸的前生，也许是人，如果当时我率性而作了，就是造“业”，将来也许会遭报应。《红楼梦》中黛玉的扮演者陈晓旭之死曾经轰动一时。她因患了绝症而抛弃万贯家财出家，并且拜佛门高僧净空法师为师，但是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她还是死了。净空法师认为，她是戏子，虽然不致于诲淫诲盗，她的“罪业”也是深重的，所以不但今生命运无法改变，即使来世仍然要坠于“人道”。净空法师还向世人宣告，也正因为今生的修行，所以她往生好人家了。芸芸众生皆是有缺陷之人，陈晓旭尚且如此，何况他人呢？何况陷于其余五道轮回的呢？世人皆为脱离现世皮囊的灵魂归宿而焦虑，让人感到痛苦的是灵魂漂泊不定或者无好的去所。
也许，人对死亡之恐惧还有很多，但是，根据我的切身感受，只能谈这些，可能会让人丧气、生厌，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