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口子与掀桌子-IOTA

您的位置：网站首页 行业动态 撕口子与掀桌子

撕口子与掀桌子

阅读量：3786265 2019-10-25

一起来读《资治通鉴》
No.232
2019.10.25
（永和二年）十一月，辛未，（桓）温帅益州刺史周抚、南郡太守谯王无忌伐汉，拜表即行。
《资治通鉴 ? 卷九十七 ? 晋纪十九》
桓温，是东晋士族政治里的一个另类。

东晋是门阀共荣的产物，士族轮流坐庄，依次执政——但出现的，几乎都是普遍意义上的“文臣”，很少有人像桓温一样，立有军功，而且军功之盛，少有人及。

桓温的盖世军功，可以算是一场因缘际会。但这场军功，却又引发了东晋朝廷的重大变局，以至于影响了此后几十年间的政治走向，并最终使东晋的政治生态滑落到无法挽救的深渊——哪怕几经谢安挽救也无济于事，东晋王朝还是被刘裕所创立的宋朝所取代。

这一切的肇始者，就是桓温。

（图片来源于网络）
先来介绍一下桓温的出身。

桓温之父桓彝，于东晋初年的王敦之乱中立有大功，因此获封万宁县男，迁宣城内史。但在几年后的苏峻之乱中，桓彝被乱军所杀。

以当时的环境来看，这份家世并不厚重，远远不足以支持桓温走到权力的巅峰。真正让桓温的未来出现转折的第一个契机，是一桩婚姻：
在庾翼的大力推荐下，晋明帝将女儿嫁给了桓温。桓温由此从一个普通的士族子弟，一跃成为皇亲国戚。
庾翼之所以推荐桓温，是出于对桓温的看重。当时，庾翼品评士人，多有不屑，只对桓温和殷浩青眼相加，因而将桓温推荐给了朝廷。

这份推荐，极大地拉近了庾氏与桓温之间的关系。而这，又给桓温的人生转折带来了第二次契机：
晋康帝年间，庾翼欲图北伐，却并不被朝臣所支持，仅有桓温等寥寥数人赞同其事。
因此，庾翼在部署沿江州郡人事时，对桓温加以大用，将桓温任命为徐州刺史，负责东线战事。

此次北伐，最后无果而终。庾翼尚未出征，康帝就病逝了，这意味着庾氏从此也就失去了对朝廷的控制。紧接着，庾翼、庾冰兄弟也相继谢世，北伐之事再也无人提及。

但这，却给了桓温第三个机遇：

庾翼在临终前上表朝廷，希望能将荆州刺史的职位交由自己的儿子庾爰之接任。对此，朝廷并不愿意，但一时又无法找到合适的理由和替代人选。

这个时候，桓温自告奋勇站了出来，表示愿意赴荆州任职，而且自信能够妥善处理庾氏的残余势力。

朝廷同意了桓温的请求，而桓温也成功的接收了荆州。

至此，被庾氏兄弟把持十几年的荆州终于落到了桓温手中，而桓温的人生，也从此开始真正发生改变。

（图片来源于网络）

建康的重臣们以为桓温是站在自己这边的，但让朝廷想不到的是，桓温并不是一个让人省心的人，折腾起来比庾氏兄弟动静还要大。

庾氏兄弟一直图谋北伐，朝廷中却应者寥寥，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实力的考量：东晋建国艰难，等到形势大定时，北方已经从混乱走向秩序，羯族人石勒创立的后赵已经基本上统一北方。面对着这个对手，东晋不管是国家整体实力还是军事实力都有所不如，此时贸然北上，必定胜少败多，无益于局势。

那如今换了桓温代替庚翼镇守荆州，他的态度又如何呢？

桓温赞同大多数人的意见，也认为北伐不可轻言。但是，不能北伐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不能开战了，别忘了，西方还有一个割据势力呢，可以先拿他们开刀试试。

割据蜀中四十多年的成汉
就这么被桓温盯上了。

永和二年，荆州刺史桓温直接上书朝廷，希望朝廷能同意他西进伐蜀——说“直接”，是因为桓温此前根本就没有跟朝廷通过气，说过自己有伐蜀的准备。

而且更为出格的，是桓温也没指望朝廷能同意他的请求。在上书朝廷以后，桓温等都没有等朝廷的回复，就径自领兵伐蜀。

桓温入蜀之时，正逢成汉国内政局大乱。桓温此来事半功倍，大军仅仅用了四个月的时间便进入成都，成汉末主李势率众出降。

然而对东晋朝廷来说，桓温收复大片国土并不是什么好事，反倒成了一桩忧虑：桓温擅自出兵的行为，对朝廷的影响极其恶劣。但偏偏桓温还胜了，更是不好处理。

最终，朝廷也没敢斥责桓温的行为，反而还根据战功进行了嘉奖。

桓温的第一次军事冒险行动，成功。

（图片来源于网络）

桓温权势如此之盛，行事如此之狂，当然也引起了朝廷的隐忧。于东晋朝廷而言，于整个士族共和的局面而言，桓温做大难治都不是什么好事。
此时，朝廷急需培养出一个可以跟桓温分庭抗礼的人，以维持局面平衡。

既然桓温西征顺利，那么留给别人走的路，就只有北伐了。好在东晋此时的运气也不错，统一北方几十年的后赵因为皇帝石虎去世，正陷入大乱，朝廷趁机派兵北伐。

但无奈所托非人，由禇裒、殷浩所主持的北伐，先后均以失败告终。

身在荆州的桓温，冷眼看着这一切。在朝廷重用殷浩时，桓温就知道用意所在了，但他并不着急。殷浩早年与他齐名，可他却远远看不上殷浩的才能，认为此人颇有沽名钓誉之嫌。

如今殷浩落败，朝廷再无可用之人，桓温于是顺理成章地上书朝廷：我也想北伐。

朝廷北伐，并不是想收复失地，而只是希望能培养出一个可以和桓温相抗衡的人，因此桓温的请求当然不被允许。

但建康的衮衮诸公还是太小看了桓温。收到诏令后的桓温大怒，居然直接就领兵出征——不是去北伐，而是顺流东下，直奔建康而来。

朝廷大惊，赶忙派人在路上劝阻了桓温。桓温也不是真的想领兵作乱，就只想吓唬一下朝廷的大佬们而已。眼看着朝廷服软，桓温也就满意地回到了荆州。

此时，殷浩已经一败涂地。桓温于是再次趁机上书，将殷浩废为庶人，然后从荆州从容出兵北伐。
桓温的北伐，
前后共有三次：
第一次进入了关中，但未能立足，而后退回。
第二次进到洛阳，祭扫了西晋诸帝陵寝，但最后依然撤回荆州，北伐收复的土地也旋即失去。
第三次北伐，也就是我们之前介绍慕容垂时提到的枋头之战，这一次桓温大败而还。

关于桓温北伐的具体经过，我们会在之后的文章中具体介绍，这里只概述一下结论：
借助北伐，
桓温于权势上更进一步。

虽然第三次北伐以失败告终，但讽刺的是，胜了的慕容垂回国后，只落得个走投无路的境地，最终被逼投降敌国。败了的桓温，回朝却可以废立皇帝，权势更甚。

（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们在上一篇中文章中说过，东晋的士族共荣，其实是东晋国祚绵延的一个保证。
但是，这种门阀间的彼此相互制衡，却没有进化出贵族政治，东晋最终也走上了权臣篡位的道路。这背后，桓温的作用不容忽视。

桓温并不如之前的士族一般，是经过正常的官职升迁而逐步执掌朝政的，他是因为强盛的军功才得以控制朝政。这种上位之路，本身就是对士族政治的一种颠覆。

在这个过程中，桓温的性格也起了很大作用：胆大妄为。

伐蜀之前，不经朝廷批准，擅自兴兵；后来，又因为与朝中的执政不和，擅自带兵东下，令朝野大震。这些行为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已经不能用简单的“任性”来形容，而是狂妄得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

如果你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那么不妨设想一下：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司令某天在没有经过总统授权的前提下，自己决定出征，并一举攻灭了菲律宾。这对于美国而言，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桓温干的，就是这种事。

但偏偏，朝中又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压制或者制衡。面对种种出格的举动，朝廷最终也只能忍气吞声。这既助长了桓温的嚣张气焰，同时又造成了桓温与朝廷之间的巨大不信任。

桓温后来北伐曾收复过洛阳，他上书朝廷，希望朝廷能够迁都回洛，但朝议不许。

到最后，双方彼此间的不信任，造成了严重的分裂。桓温后来虽然把持朝政，但却不愿意进建康，而只是在建康上游遥执朝政。到了晚年，桓温移镇姑熟（今安徽当涂），距建康已经只有几百里水路，也依然不愿意进入建康。

其中原因，只能是不信任造成的隔阂。

看上去，这与一百多年前的情形类似：
东汉末年，也是曹操执政，居于邺城，汉献帝和朝廷则在许昌。

但只要仔细深究，你就会发现两者的差别其实极大：曹操虽然不在许昌，但对于朝廷的控制是全方位的，只不过是不愿意待在许昌见到汉献帝而已。

桓温则不同，他是力有不逮。他不愿意去建康，背后的理由很可能只是不敢。
毕竟，建康城还远不是他桓温的天下，执政的王坦之和谢安都视他为仇寇。而桓温对于两人，以及他们身后的门阀势力，既无法忽视，又不能降服。
此时桓温所面临的，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局面：
他自己出身于门阀，
能有今天的地位，
于门阀借力颇多；
但同时，
他又不是一个典型的执政，
不为门阀士族所充分接受。

也就是说，他的家世让他得以身居高位，但在此之后，他又背叛了他的出身。

（图片来源于网络）
以上这些，还都只是桓温与东晋政治传统之间的小龃龉。
更大的问题，在于桓温的诉求：

他想取晋室而代之。

桓温北伐的目的并不如他所说的那样，单纯就是想恢复失地。更深层次的目的，在于立威，然后挟巨大军功，走曹操当年走过的路。

直到枋头遭遇大败。

此后，桓温开始转移注意力，目标不再向外，而是对内。

第三次北伐失败后不久，桓温便借故废除了皇帝司马奕，改立司马昱为帝，是为简文帝——在此之前，桓温已经获得了“位在诸侯王之上”的殊礼。
桓温还想再进一步，
这时候，
门阀的力量终于成了
他要面对的最大阻力。

简文帝在位时间很短，不过八个月便病逝。临终前，桓温希望遗诏能传位于他，而简文帝也确有此意，但最后却被出身于太原王氏的王坦之所劝阻。

王坦之跟简文帝说，天下是宣帝（司马懿）、元帝（司马睿）的天下，不是陛下你的天下，不是说你想传给谁就能传给谁的！

简文帝因此作罢。

到简文帝病逝时，桓温尚在姑熟。群臣害怕桓温威势，都不敢扶立太子即位。后来还是在王彪之的竭力推动之下，太子司马曜才得以继位。同时，王彪之又阻止了使桓温摄政的提议——这位王彪之，出自于琅琊王氏，是王导的堂侄。

此后，桓温又想让朝廷为他“加九锡”，这是自汉魏以来权臣篡权的必然途径。但这次，他又被谢安所阻。桓温此时已经病重，谢安反复修改诏书，竟然最终拖死了桓温。

距离皇权已经只有一步之遥的桓温，最终还是被他所出身的门阀阻挡在了篡位的大门外。

士族可以支持他执政，甚至于遥控朝政，但当他想要更进一步做皇帝，打破东晋建国几十年来的政治传统，士族却以行动表达了最坚决的反对。

建康的门阀，并不愿意看到既有的平衡被破坏。这种平衡虽然十分微妙，但却是士族共荣共和、掌握权力的基础。只有有了这个相互之间维持底线、保持制衡、维持均势、不使一家独大的平衡，士族才能真的做到竞争有序，共掌权力。

大家都在一个牌桌上赌钱，你桓温当赌徒、做庄家都可以。但如果你要掀桌子，那就只能被大家合力制止了。

大家都在规则内博弈，
游戏才能玩得下去。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回顾桓温的一生，在一些关键节点上，他的运气出奇得好。虽然他羡慕王敦，但事实是他比王敦强，不管是在军事实力上，还是在个人机遇上。

只是这种个人的成功，最终却给东晋稳定的政治模式带来了重大危机。随着桓温把这些好运气的人生节点一个个刷通关，他便已经脱离到整个体系的平衡之外，有了不遵守规则的能力。
而整套系统也因他的出现产生了重大漏洞：
这个体系本身，
已经没有了能够制衡他的能力。
东晋的创立，本就是士族共和的产物。如今既然桓温的出现斩断了门阀之间相互制衡、相互依赖的根基，那么这个王朝便已经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了。

这个现状，并不是没有人看到过，也不是没有人补救过。淝水之战后，陈郡谢氏就获得了比桓温更为强大的威望和实力。相比于桓温，谢安更有“掀桌子”的能力，但谢安却十分谦退，于名望最高处主动退避，让出了权力。

这其实可以看做是谢安对于这个不平衡系统的一种补救：不能让一门一姓就掌握足以颠覆王朝的实力，即便是自己的家门也不行。

几十年前，谢安阻止桓温“加九锡”，是基于这种逻辑。几十年后，谢安主动退出朝廷，依然还是基于这种逻辑。

但可惜的是，谢安个人的努力最终失败了。桓温既然已经撕开口子，有了先例，那么很容易就会让后面的人闻到腥味，心动模仿。毕竟，桓温最后的失败夹杂了不少偶然因素，自己如果真的能碰到天时地利人和，那么难保不成功。

这个后来人，就是桓温的儿子，桓玄。

三十年后，桓玄废晋安帝，自立为帝，称国号为楚。
虽然仅仅过了一年，出身于北府军的刘裕就击败桓玄，恢复晋室，但这已经是回光返照，东晋的政治传统不可能再回复如前。平民出生的刘裕，此后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篡夺权力，终于在58岁的时候，逼迫晋恭帝禅位于他。

此时已经没有任何人再敢反对刘裕，因为在他称帝的路上，已经到处都洒满了士族子弟的鲜血。

（图片来源于网络）
番外
我们的
说书时间
很多读者对于门阀政治的最终覆灭，可能抱着的是一种看客心态，甚至还有些幸灾乐祸。
毕竟，门阀政治从来都不是一个褒义词，高官讲究门阀，其实也就杜绝了普通人入仕的可能，堵塞了社会阶层正常流动的通道。

这个逻辑当然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从门阀政治的覆亡中得到的经验与思考却不应该仅限于此，我们更应关注到这场衰败背后的普遍意义，那就是：
维持一个组织的稳态有多么重要。

任何一个组织，小到家庭，大到国家，其实都是基于一种平衡在维持。

/ 于家庭而言，夫妻双方对彼此的理解与包容，对长辈的迁就与容忍，对子女的耐心与负责...... 都是为了维持这个整体，保持相互之间的平衡。在其中，没有人是畅快淋漓的，都会有不忿和郁闷。

/ 组织再大一点，比如公司或单位，那么总会有办公室政治，甚至于肮脏的政治斗争。但我们不会因此就认为这个组织应该被消失。
它的存在，总归是有原因的，尽管其中充斥着龌龊，但是基于组织存在的意义和每个人身在其中的目的，我们都能忍受住那种不舒服感。

// 再大到国家，也是如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利益，但把所有的个人利益相加，总和却并不等于国家利益。相反，国家利益的维护，还需要个人渡让出自己的一部分利益才能实现。比如，公民有纳税的义务，有遵守法律的义务。

所以，国家的存在，是求同存异的结果。一群人基于某种特定的联合，形成一个国家。这群人相互间会有分歧和矛盾，但彼此间的共性却又能让他们克服矛盾，最终凝结成一个国家。

而在国家层面，则需要找到彼此利益的最大公共解，尽可能多的满足绝大部分人的利益；同时，对于群体之间的矛盾与裂痕，要尽力予以弥补。

还是那句话，要维持相互间的平衡，就不能使强者太强，弱者太弱。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这是一个国家的责任，或者具体而言，这是对持国者的责任。一个国家的主政者，应该尽量凝聚民众之间的共识，而不是变成是国内矛盾的挑唆者。

这本来是至简至易的道理，但偏偏有的人不仅不懂得，还有意无意的走向反面——比如，英国脱欧。

英国于2016年经过全民公决，决议脱欧。看上去，这次公决是一次民主的实践，是每个公民在国家逢重大抉择之时，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意见和作用。

但这恰恰是错的。

是否应该留在欧盟，这是一个重大而复杂的政治问题，普通民众其实很难理解到其中的长远意义，或者说隐性优势。

大部分民众关注的，只是浮于表面的移民问题，或者欧盟会费这类简单问题。若想要分析清楚留在欧盟的利弊，就需要复杂的专业知识，但普通民众并不拥有这项技能。

可这却是政治家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
也就是说，这个决策，本就应该让由民主选出来的专业政治家作出。然而现在，政治家却不愿意承担做决策的责任，而是把这个锅甩给了普通民众。

普通民众手中的那一张票，其实是一份艰巨无比的责任——而且，是他们自己所不能承担的责任。

时至今日，英国社会因为脱欧而引发的惊天巨浪依然涛声不绝。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国家的分裂。
事态发展至此，英国政府已经找不到一个能让各方都满意的结果，满足了一部分人的要求，就会违背另一部分人的诉求，而且两部分人的比例还基本上是一半对一半。

本来是隐藏在深处的矛盾，如今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被不负责任的政治家给抖了出来。从此，彼此之间需要相互克制的政治平衡将不复存在。

挑动族群对立以扩大执政的基本盘，进而赢得选举，这不是什么正大光明的政治行为。而这样做的人，也只是忽视国家整体利益，损公肥己的无耻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