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先洲散文两篇

文/戴先洲（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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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家拐
鄢家拐是村里的一块“飞地”，位于村东头小河对面。对岸的河坡地也属于村里。河堤以南就只有鄢家拐属于村里。小河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人工开凿的，笔直的东西走向。原来有一条从西南方向蜿蜒而来的自然河被废弃了，变成了一段段水塘。人们叫它们老河。鄢家拐就是一块夹在新河与老河之间的三角形坡地，北靠新河的河堤，南临老河。这在风水学上谓之依山傍水、坐北朝南，绝佳的风水宝地。故而逐渐成为村里集中的墓葬地。
小时候鄢家拐就已有不少坟墓，但大都无人照管，风吹雨淋只剩一些小小的坟堆。高大一些的坟堆多半是我们家的，小时候每到除夕的下午，父亲就带我去鄢家拐给祖坟培土，铲掉坟上的杂草，再挑一些新土填上去，弥补坟墓一年的水土流失。尽管父亲每次都要给我讲哪座坟里埋着谁，但下次到墓地我依然分不清，那些躺在坟墓下的人我一个都没见过，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真实的存在过。只笼统的知道都是自家的祖宗吧。
我十四岁上初中，有一个学期走读，学校较远，每天天不亮就得出门，路上几乎不见人迹。而鄢家拐是必经之地。据说有坟墓的地方就会有鬼出没。所以每天凌晨经过鄢家拐时都会提心吊胆，生怕墓地那边忽然跑出一个鬼来，或者前方后方忽然有鬼出现。但我想起在这块墓地里我们家祖坟最多，应该有一定势力的，便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祖宗啊，我是你们的后代哦，每年都给你们烧过钱上过香的哦，你们别吓唬我，也别让其他的孤魂野鬼来吓唬我哈。我发现这种祈祷真会让自己安心不少，仿佛祖宗真的会保护自己。但无论如何至少一次都没见过鬼。有时会遇见附近村里赶早集的老头，老远我就紧张地注视着他一路走来，从我身边擦身而过。还有一次，远远地望见坟地里似乎有一团巨大的黑影，待到离近，才发现是有个老头在墓区放牛。一般人不敢去坟墓附近，故而墓区的草确实最为肥美。
待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父辈给每座坟墓都立了碑，我才确切地知道哪座坟下埋着谁，都有哪些祖宗长眠在那里。曾祖父、曾祖母、祖母、二祖父，这四位就是我小时候经常去祭拜、上初中走读时祈求保佑的，其中祖母去世最早，是在父亲不满周岁就病逝的，曾祖父母及二祖父逝于六十年代。八十年代中，和我们一起生活的二祖母也长眠在这里了，然后是九十年代末，祖父仙逝埋葬于此。然后是本世纪初祖父的幺弟弟媳即我们称呼幺爹幺婆的，也先后去世葬于此地，前几年伯母去世，月初一个堂叔去世，也都葬于此地。远房的以及村里其他人家的长辈这些年去世的也都葬于鄢家拐。村里熟悉的面孔越来越少了，而鄢家拐的坟墓越来越拥挤了。
鄢家拐不知何时在村里已成为死亡的代名词，成为村里人的最终归宿。好几年前，回老家时遇到村里的长者，问候身体怎么样，答曰就这样吧，活一天算一天，哪天不行了就搬到鄢家拐去住吧。村里李姓的玉品伯和远房的丑寅爹是邻居，老了常在一起拉家常。几年前，玉品伯去世，送葬那天，有个厨子和丑寅爹开玩笑，说玉品伯马上住到鄢家拐去了，您怎么不着急啊？丑寅爹淡定地说，不急，我胯子长，赶得上他的。玉品伯矮胖，丑寅爹高大腿长。厨子哈哈一笑回去忙锅里去了，不一会就听说隔壁丑寅爹走了，据说咳嗽了几声，一口气没上来就此断气了。
海涅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宇宙，每一块墓碑下面都埋藏着一整部世界史。每一个长眠在鄢家拐的人们又何尝不是一部世界史？
许多年里渐渐知悉了祖辈的一些事。曾祖父年轻时家境是不错的，后来战祸不断，家境日益衰落。曾祖父有四个儿子，老大吸大烟上瘾，后变卖田产准备远下南洋谋求出路，因故滞留于上海，盘缠花尽，死于上海，留下了一个遗腹女儿，这个女儿即我们的姑姑，后在上海成家，她的两个儿子生活都不错。曾祖父的二儿子即我前面提到过的二祖父，脾气暴躁，五十来岁就自尽，也只留下一个女儿，这个姑姑的后人也生活不错。老三老四即祖父和幺爹倒是开枝散叶，留下不少后人。
几年前在祖父的坟旁多了一个小小的坟堆，那是父辈为客死异乡的大祖父设的衣冠冢，其实衣冠也不可能有，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坟墓，但不妨碍我们每年虔诚地祭扫。
随着我们年岁渐长，我们也越来越感知祖辈的生活轨迹，感知他们每一段经历里的困惑与挣扎，那些墓碑下的人们越来越鲜活。鄢家拐也仿佛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那一年，我即将满二十九岁，在一家国企施工单位干着一份简单轻松的工作，收入也不错。但也仅止于此。从那些老员工身上，你能清晰地看见自己将如何变老，能看见自己如何度过一辈子。我不甘心就那么老去，希望自己能换一种活法，做些自己喜欢的事，不枉自己来人世走一遭。但这需要决心，需要面对未来的巨大不确定性。我把两年的年假攒在一起休，希望用足够的时间去寻找改变生活轨迹的契机。那一年我回到故乡，在一个午后去鄢家拐的墓区徘徊。是春末夏初时节，墓区还长着一些散落的油菜籽长出的瘦弱的野油菜，稀稀疏疏，开着残败的油菜花，阳光灿烂，照耀着那片三角形坡地。我忽然觉得鄢家拐很美，长眠在那里是一种福气。我对自己说，我从此就当过去的自己已经死去，并且埋葬在了鄢家拐，今后的我将是一个新生的我，一个不受过去的经验和价值观影响的我。从那以后，我的人生真的就经历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而今二十余年过去，我已年过半百。经历过走投无路，也经历过大起大落，经历过价值观的毁灭与重建。生活远比在单位时艰辛，但也远比在单位自由和刺激。成败并非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是，只有真正投入地生活过，才可以安宁地面对人生的终点。
而今想起鄢家拐时，我也会常常想起二十余年前的那个午后。鄢家拐，总能让我们直面生死，直面生活的真相，如同我们人生的课堂。我也会偶尔想起上初中时那个在墓地放牛的老头，那时非常佩服他的无所畏惧。现在想，一个人活到老了，该经历多少比死亡更可怕的事，墓地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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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
在网上看篇文，文中提到有人曾写过一句诗：白云白啊，像棉花一样白。一下子勾起了关于棉花的记忆，眼前仿佛浮现出一望无际的棉田，烈日当空，无数朵白灿灿的棉花在棉叶间闪闪烁烁。
故乡是湖北天门，原是人口大县，后改为市。上世纪八十年代，天门曾以“三花”闻名全国。一是状元花，恢复高考后天门每年有上千人考上大学，为全国之冠；二是塑料花，据说中南海的花瓶里，插的都是天门塑料花厂的产品；第三就是棉花，年产万担棉，是主要的产棉大县之一。“三花”是否真的这么牛皮，我其实并不知道。我只知道，八十年代很多大学毕业的天门籍穷学生，就是靠吹这个牛皮，把城里女孩忽悠得一愣一愣的，用一双捡过无数棉花的手，成功抱得美人归。
很多年，故乡的主要农作物都是水稻麦子和棉花，种麦子和种棉花是同一块地，麦子收完种棉花，棉花收完再种麦子。“高田里种芝麻，矮田里种棉花，棉花田里一窝蛋，捡底回去姆妈看。”这首天门儿歌里说的矮田里，只是相对于芝麻田。比起水稻田，棉花田一般在地势略高处，也可以称为“高田”了。正规点的划分是把农田分为旱田和水田。
清明前后播种，六七月份开花，结出小小的棉桃，八月份就开始有棉桃裂开，绽出白白的棉花，通常说的棉花并非棉的花，而是棉的果实。棉桃裂开到最大，棉花变得蓬松而洁白，确实有如一朵洁白的花。这时就要开始捡棉花了，把棉花从裂开的棉桃里揪出来，就叫捡棉花。大概要到十月底、十一月初才能捡完。种棉花需要很多劳作过程，比如做营养钵、点棉籽、施肥锄草、打农药、打顶心、捉虫子、插杨枝靶抓蛾子等，最后也最重要的是捡棉花。捡棉花也不算最后的事，最后应该是拔棉梗、捆好、挑回家。如此，地里一年的棉事方才算完全结束。
除了打农药，其它所有的劳作过程我都参与过，干的最多的是捡棉花。这些过程若是一一展开，写起来会没完没了。先简单说说打顶心、捉虫子、插杨枝靶的事吧。
打顶心又叫掐顶心。棉树并非长得越高大越好，太高太大反而不结棉桃。所以长到一定高度，就要把棉树的顶尖掐掉，限制它长高。某一年剁资尾，屋后的竹林和树林大部分都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剁掉了，后来这块地被当成了棉花试验田，全部用营养钵播种，肥料充足，根红苗壮，棉树长得粗壮高大枝繁叶茂，高过了成人的头顶，只是结的棉桃却少得可怜，而且由于棉叶过于肥大，棉桃得不到充足的日照，多半都烂掉了。因这块棉田就在屋后，孩子们经常去田里捉迷藏扮家家。也常有鸡去觅食和乘凉，在这块棉花田里捡到蛋很寻常。这块试验田用铁的事实告诉人们，及时掐顶心多么有必要！
有一年夏天，每天一大早就拿个玻璃瓶去棉花地里捉虫子。有些虫子就在外面爬动，一眼可见，有些则要仔细观察每朵花、每个棉桃，有新鲜虫眼的棉桃，掰开后基本都能找到一条肥肥的虫子，把这些虫子揪出来装进玻璃瓶，拿回去交给生产队的会计，会计会用竹签扒开来数出条数，记录在册，按规定换算成工分。因此那些恶心的虫子在我们眼里都格外可爱，捉到越多越开心。
杨枝靶不知是从何处普及而来的，不大可能是天门人的发明。如果是天门人的发明，更应该叫柳枝靶的。因为全国似乎只有天门把杨树叫柳树，把柳树叫杨树。做杨枝靶用的树枝都是从天门人称为柳树的树上砍下来的，本文里也与全国人民一起叫它杨树吧。砍一些杨树枝，把树叶丰富的树枝的末梢，截成一尺来长，扎成一把一把的，就是一个一个杨枝靶了，再树叶朝下插在木棍上端，像给棍子戴了一个帽子或者一副假发。把木棍的下端插到棉田里，木棍的长度要使杨枝靶至少能高出棉树，要足够醒目方便蛾子看见。傍晚时蛾子们会飞到杨枝靶上钻进树叶间过夜，取下杨枝靶在蛇皮袋里抖一抖，就会扑愣愣地飞出许多蛾子，在蛇皮袋里乱飞乱撞，这时要马上取出杨枝靶，收紧袋口，拍晕这些蛾子，以免它们又飞走了。收完蛾子后的杨枝靶再重新戴上木桩，最多重复使用两三天，树叶就干枯稀少了，每天都要做一些杨枝靶用于更新。
隔一段距离就要插一个杨枝靶，所以需要砍很多杨树枝，做很多杨枝靶。这活本和我无关的，但那年大哥考上高中，却被大队书记以家庭成分不好为由强行剥夺了入学资格，到生产队上工，就负责杨枝靶这件事。我则被他拉着当了他的助手。那一年他十三四岁，我九岁。我看着他爬上一棵杨树，一手抱着树干，一手握住篾刀用力砍向一根杨树枝，忽然大叫一声从树上掉了下来。厚重的篾刀脱手掉下，正好砍在了脚踝处。流了很多血，但幸无大碍，“轻伤不下火线”，第二天又带着我收杨枝靶了。收杨枝靶要在黄昏天色擦黑时，棉花田里几乎已无人影，我是不愿意去的。大哥便跟我谈条件：去了给你一分钱！我说不行，要给两分钱才去！大哥大约是捡知了壳或是剥构树皮卖了一些钱，兜里颇有几毛私房钱，倒也痛快：两分就两分，现在就给你！我便揣着两枚硬币，兴高采烈地跟着他，向远处暮色笼罩的棉田走去。其实我去了也就是帮他牵一下蛇皮袋，没我他自己也能做到的，他之所以一定拉我去主要是给他做伴壮胆，他怕棉花田里闹鬼。村东头余家桥的春安姐，听说有个傍晚就被鬼下了迷魂罩子，被罩在棉田里原地打转，始终走不出来，后来还是她家里人听到哭喊声把她接出来了。这事全村都知道，所以棉田里闹鬼绝对不只是传说。我当然也怕鬼，可是和大哥在一起就觉得无所畏惧。在我眼里他就是个大人，无所不能。其实他虽然大我四五岁，那时也不过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他内心的恐惧恐怕还远远多于我的。四年后，他成为一所中学的高考状元，也成为恢复高考后生产大队考上大学的第一人。
捉虫子和插杨枝靶在实行包产到户后，都不用干了。人们发现只要农药打得认真细致点，压根就不该有那么多的虫子和蛾子。集体时打农药太过糊弄了，要么农药加的少，要么很多地方根本没打到，甚至有人背着空药桶假模假式走一圈，就算打过农药了。大锅饭才是真正的幺蛾子！
棉花地太多，全靠人工一朵一朵去捡。高峰期里光靠主劳力是忙不过来的，就会让老人小孩齐上阵。我刚上小学时学校就经常组织劳动，全校师生一起出动，排着长长的队伍，浩浩荡荡，开拔到某个生产队捡棉花。劳动结束还会有圆珠笔和算术本之类的小礼品可领。
没两年便包产到户了。要捡自家的棉花。每天放学到家后取出书本，背着空书包去地里捡棉花。捡满一书包，去倒进田头的斤篮里，再去接着捡。斤篮是用竹片编的网格状大圆框，直径和高度都约摸一米，专门用于装棉花的。包产到户后，棉花的亩产量何止翻番，更是捡不赢。大人们就在白天连棉花撮子一起囫囵揪回家，晚上一家人再慢慢掰弄。棉桃裂开，外壳会逐渐失去水分，变得枯硬，这就是棉花撮子，撮子的尖端更是坚硬如刺，很容易伤手。晚饭后收拾好桌子，在桌上放个大簸箕，父母把带着棉花撮子的棉花堆在簸箕上，堆得像座小山，一家人就围着这座小山开始劳动，把棉花揪出来，把棉花上粘的叶屑清理掉，一个一个，一遍一遍，机械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小山渐渐变得低矮直至消失，父母就再堆上新的小山。如此循环往复，没完没了，仿佛永远没有尽头。一直干到夜深，哈欠连天，父母便叫我们先去睡了，第二天好上学，他们继续把剩下的都掰完。至于他们是干到鸡鸣还是通宵达旦，我一概不知。第二天醒来，棉花是棉花，撮子是撮子，都晒在屋外了。父母早已去田里，开始了新的一天忙碌。
偶尔也会有惊喜，有次正在大家昏昏欲睡的时候，父亲忽然起身，从房间的柜子里神神秘秘地拿出一捧花生，每个孩子分一小把。香喷喷的花生立刻让我们精神大振，赶紧剥开一个，将花生米放进嘴里细细咀嚼，满口生香啊！可惜一小把花生很快就吃完了。余味无穷，完全不过瘾。就像一场好戏刚刚开锣便已结束。大家便把掉落的花生皮屑收集起来，继续品味。大哥甚至把花生壳都放进嘴里嚼着聊以解馋。这些花生是住在汉江附近的姑妈给的，她们那儿沙土多，适合种花生，父亲每次去姑妈家，口袋里都是鼓囊囊的装着花生回来的。所以每次父亲从姑妈家回来，我们都两眼放光地盯着他的口袋看。但这次的花生是什么时候拿回来的，我们谁都不知道。不然父亲藏得再好也会被我们翻出来的。
这样的日子随着我们陆续去外地中学住读渐渐少了。家里的农活除了暑假我们会参加双抢，几乎都是父母和已经退学的姐姐包了。经常周末回家，天都黑了，父母和姐姐仍在地里忙碌，迟迟未归。
收好的棉花每天要搬出去晾晒，晒干后用板车拉到采购站去卖。一个乡只有一家采购站，站前每天都排着几公里的长队。十里八村的农民们守着自家的板车，在炎炎烈日下一等就是大半天。卖棉的队伍有时缓缓移动，有时好久不动。有些和采购站工作人员有关系的农民是无需受排队之苦的，和熟人打个招呼直接就拉进去了，还能定个好级别，卖个好价钱。大部分老实巴交没有关系的农民只有老老实实地排队，忍饥挨饿，忍受着内心的焦灼与忐忑不安，也忍受着毫无遮拦的烈日的暴晒。这种局面直到后来国家取消了统购统销的政策、放开了棉花市场，方才结束。采购站从此也由门庭若市很快变得门可罗雀，直至完全废弃。
种棉苦，卖棉更苦。但那些年棉花一直是农民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八十年代搞新农村建设，人们盖新房、买电视、买自行车，都是棉花的功劳。父亲有五个子女，除了姐姐早早辍学外，其余四个一直坚持读书直至读完大学。每到开学前夕，父亲就四处借债为我们筹集学费，给人家的承诺就是下季卖了棉花马上就还。父亲深谙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的道理，每次都会说到做到。在天门，无数家庭也是靠棉花供孩子完成学业，考取大学。可以说先有棉花，才会有状元花。棉花提供了上学所需的经济保障，而种棉的辛苦，又何尝不是无数天门学子奋发学习的一种激励？许多年后，这些学子们大都成为了各条战线各个行业的中流砥柱，用他们捡过无数棉花的手，指点江山，激扬文采。例如国家发改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两会新闻发言人张业遂，都是出自天门农村普通贫寒的农民家庭。
而今的江汉平原，很难看到棉花了。一是棉花的价格长期低迷，种棉得不偿失；二是农村劳动力太少，也实在应付不了种棉所需的繁重劳动。现在的农田已没了旱田与水田之分，一马平川的江汉平原，“旱田”与“水田”、“高田”与“矮田”，区别原本不大。除了少量的黄豆芝麻之类杂粮，绝大部分田都用来种麦子和水稻。收了麦子种水稻，收了水稻再种麦子，基本都是机械化作业。收割完了甚至有人直接去田里收购。种田的收入微薄，但种田的辛苦的确成为历史了。几十年来，中国逐渐完成了工业化进程，绝大部分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早已不是农业，而是依靠在城里经商打工等。
“白云白啊，像棉花一样白”，也许不是一句好诗，却轻易唤醒了我许多关于棉花的回忆。我猜想诗人或许和我一样，也有着深深的棉花情结。对于每一个在棉农家庭长大的人而言，棉花不仅仅是棉花，同时也是苦难、沉重和希望……
作者简介

戴先洲：笔名江南秋叶，年方知命。生于湖北，求学沈阳。谋生白山，后下沿海。做过工程，干过编辑。孤身打拼，多逢贵人。历经沧桑，始知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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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文学》编辑部
2018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