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蒙

1936年11月3日西路军领导徐向前、陈昌浩《关于马步芳部队情况》致电张国焘、朱德，除了介绍与马家军战斗情况、马家军所部位置，还提到：“编制：每旅三团，每团三营，每营四连，每连三排；连有五十余支步枪，多系三八式与单一式枪（旧式步枪也叫单打一）；每枪子弹十八排，炸弹一个；每团轻机枪三、四挺。”①
日制三八式步枪6.5毫米口径，红军使用的枪械多为国民党军主流装备的7.92毫米制式步枪，1936年11月24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张国焘、朱德反应战况说：“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弾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如何速示。”②这也是西路军失败的一个原因，既或有缴获也大多难以补充部队使用，不过马家军的日式步枪是如何得来的呢？我们也将在后文解答这个问题。 马麒、马步芳父子的所谓“禁毒模范省”
马麒、马步芳标榜青海不种大烟，自诩为“干净土”，伪青海省政府也被蒋介石命名为“禁毒模范省”，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呢？
1936年6月，马步芳代理青海省政府主席。为响应国民党“禁毒”计划，将“青海省禁烟总局”改组为“青海省禁烟委员会”，以李天民、谭克敏、魏敷泽、杨希尧、姚钧、谢刚杰、詹世铭为委员，马步芳为委员长。按国民党政府通令，定每年6月3日为“禁烟纪念日”，自6月1日至30日为禁吸禁贩期间，勒令各县于三个月内完全禁绝。伪青海省政府在西宁举行“禁烟宣传大会”发表文告，举行讲演，由各中等学校组织宣传队，进行宣传活动。令各县政府定期举行宣传会。随即派“视导委员”十一人分赴各县“督察指导”禁烟工作，在全省范围内进行烟毒大检查。自6月起，每月定期举行所谓“禁烟”宣传大会一、二次，并在全省范围内进行过大规模烟毒检查，查获吸毒犯二百八十二人，烟贩三人。
为显示青海省“禁毒”的决心，马步芳将查获的烟土和烟具在“禁烟宣传大会”上当众焚烧。据同年8月“青海省政府工作报告”，自6月以来，共查获烟具九百余付，烟土一千七百余两，在西宁大什字、小教场等处焚毁。还给瘾君子派发“禁烟药”。
只是，这不过是马步芳掩人耳目的障眼法，马麒、马步芳父子在青海不种大烟的根本原因，是青海粮食产量不足。那么，马麒、马步芳标榜的“干净土”实际上是怎样的呢？
当时所查获的大批精致烟具和烟土都为马步芳所吞没。而查获的烟贩中，大毒贩缴纳罚款，取保释放，毒贩缴纳的罚款总数为银元十余万元，揣入马步芳的腰包。小毒贩“遵照禁烟总监颁发禁烟禁毒治罪暂时条例严办”，曾枪决在乐都、民和南山缉获的烟贩马有才等，查获烟土一万三千余两，但在公开报告和宣传中，则仅称查获烟土一千三百两。青海最大的毒贩就是马步芳本人！
马步芳又在各县广泛设立“戒烟所”和“戒烟药代销处”，将所没收及贩运进省的鸦片，以“戒烟药”名称，公开销售。马步芳开设的新兴号、天兴德、庞家店、源来店、德昌号、喇家店等都在官厅的保护下公开出售大烟。
马步芳支持怂恿烟贩（亦称“马客”）去川康边界的黑水、那娃等地贩运鸦片，并规定：去那娃的烟贩，每匹马交200元银币的税款，无马的单人交100元。他还将淘汰下来的枪支高价出售给烟贩，烟贩交过烟款后，在临夏、临潭、卓尼一带公开贩卖鸦片，地方政府无人问津。在青海省内销售的鸦片只是马步芳贩卖的很小一部分。1943年马步芳所吹嘘的“厉行禁烟”七年之后，仅西宁一处所查获的烟贩（包括贩卖与吸食者），即达四、五百人，没收烟土两千余斤。查获的鸦片交由当时开赴新疆的骑五军运销，烟犯罚款交保释放，罚款总数为银元十余万元。
不仅如此，马步芳还利用手中军权，武装贩运鸦片。1945年由西宁东关“峻德号”商店派“脚户”（是民间用骡马搞运输的别称），持西宁商会护照的一张凭据，载运烟土共11驮子，取道民和县境界，企图由大河家渡黄河，运往洮、岷等地区销售，当其路经川口时，被享堂驻军——骑五军副官处查获，该部队立即报告该处处长马呈祥，旋接指示说：奉主席电谕，护送过河。
在这条毒品生意线上，马步芳甚至与日寇联手做生意，全面抗战之前，日寇即在其租界内制造海洛因、吗啡。马步芳指示玉树驻防司令部派亲信人员经常赴川、康地区采办鸦片毒品。大部分则以骆驼或皮筏装载，越过河西走廊，与宁夏、绥远等地地方势力勾结，直达包头，通过包头地区的军阀、土匪、流氓以及日本浪人，转运北平、天津出售。
在河西走廊、甘南、川、康一带收购烟土，每两不过价值银元一元，而在平、津的售价每两高达十五元左右，扣除沿途开销，利润在十倍以上。在平、津出售烟土价款，就地购买日本军火、武器，以充实其反动军事力量。这就是开篇所说西路军领导徐、陈报告中日式三八枪的由来。
日寇投降后，1946年，马步芳派亲信将多年搜刮的大批烟土，运到甘肃临夏、兰州、河西等地，交由当地驻军贩卖，获取暴利。1948 年，马又派亲信陕某，用大木箱装满皮鞋，皮鞋内装满烟土，以“军用皮鞋”的名义，持省府的“护照”，运往新疆销售。
吸食毒品对社会的危害无需多言，在马步芳“禁烟”的政策下，西宁地区的吸烟风，虽无河西、宁夏、陇东、陇南之盛，但文武官吏、标营弁兵、绅、商、工、农各界及衙役、乞丐，无论男女，很多吸烟成瘾。城市甚于乡村，汉民胜于回、藏，相习成风。
不仅如此，马步芳与日本特务机关相互勾结，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甚至不惜分裂国家。1937年春，南京国民政府派李翰园，去宁夏额济纳旗取缔日本特务机关。李翰园破获了日本特务组织，还抓住了一个“回奸”，一个青海阿訇，马步芳的亲信。李翰园押送其到酒泉，此人就不见了。李翰园要追查此人，马步芳不满。同时，马步芳向李翰园索要缴获的枪械子弹和其他用品等，李拒绝，双方发生争执，马步芳旋即变相扣住李翰园。李在酒泉滞留了一个多月。后经贺耀祖协商结果：一、不追究青海阿訇事，枪支、子弹、汽油、骆驼等准予拨交马部使用。无线电台、卡车和文件一律带兰。二、由西北行营派宪兵和汽车队到酒泉迎护李翰园出西北。再说说当时李翰园抓获的日本特务头子，江崎寿夫。他在华的主要任务有：1、在政治上，组织阿、额、育蒙古共和国，即，将阿拉善旗、额济纳旗和青海蒙古各旗联合起来，与汉、回民族对立；2、在经济上，利用雨水河资源，在青山头附近修建大型水库，作发电和灌溉之用。3、在军事上，以东庙军用飞机场为轴，以榆林、延安、宁夏、兰州、西宁、哈密为半径，轰炸这一区域的大小城市和农村。③马步芳部老人曾回忆到，一个非常神秘的日本人，一直在马家军工作，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知所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侵占了沿海一带，一度打乱了马步芳的商业活动程序。义源祥所掌握的羊毛，改经玉树运往西藏，换取英、印布匹、百货与军火。马步芳通过甘肃、宁夏地方军网的关系，将货物直接运往河套、张家口，售与日本帝国主义。1941年，马步芳利用手中的官僚企业，向平津一带贩卖羊毛，此事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知晓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勒令其停止交易。
马步芳封建军阀的特性决定了其贩卖毒品、与日寇贸易以获取高额利润，购买军火镇压人民，借以维护其封建统治的种种做法。

马步芳匪帮疯狂屠杀共产党人
穷途末路
马步芳知道抗战胜利的消息，哀叹道：“日本怎么这么快就投降了呢？这回共产党该起来了。”但他却仍不肯放弃他的青海皇美梦。1949年5月，蒋介石为了拉拢马步芳与人民为敌，任命其为西北军政公署长官。马步芳踌躇满志地对身边的人说：“先人没有办到的事，我都办到了。”自诩为“西北支柱”，连日在兰州举行大小宴席，招待前来祝贺的亲信高官、青海来的著名人士及宗教领袖。此时，我人民解放军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军队主力大都被我人民解放军消灭，马步芳的封建统治危在旦夕，他多次对军警头目说：“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要拼命保命，破产保产。对共匪决不能客气，宁可错杀一千，不让走脱一人！”他还杀气腾腾地发布了“严禁共匪活动” 的十杀令，包括集会、游行、罢工都有可能被杀。
屠刀首先朝向的是兰州的共产党员，马步芳就任后，在短短的—个月内，就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00多人。大批共产党员、民主人士、进步青年、革命群众在黄河北崖沙沟被枪杀、活埋、装入麻袋投入黄河，其中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76人，制造了灭绝人性的“沙沟惨案”，使中共皋榆工委（即兰州市委）西区工委遭到严重破坏。马步芳对于思想进步的兰州大学学生更举起了屠刀。凡认为可疑的，就用麻袋套住被捕者的上身，在黑夜里用吉普车拉到黄河边，丢入黄河。曾在八月中旬，马步芳拟在一夜之间，捕杀兰大学生，经有关人士透露消息，兰大学生当日解散，马步芳未得行凶。
攻心为上

兰州战役被俘的马家军官兵
1949年扶眉战役后，胡宗南的主力被歼灭，已无力与我军对抗，我第一野战军转变战略从“钳马打胡”变为“钳胡打马”。陇东战役后青、宁二马被分割，解放西北的战斗，到了最后的时刻。1949年8月4日，彭老总同张宗逊、阎揆要向一、二、十八、十九兵团，发出攻击兰州的预备命令，拟以一部钳制宁马军，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首先歼灭青、甘两敌军，并准备歼击新（疆）省可能回援之敌军。一、二、十九兵团分左、中、右三路围攻兰州，直取西宁的前进路线。以第十八兵团六十二军，钳制胡宗南部；十九兵团的六十四军，向甘、宁毗连地区前进，以阻击增援之宁马；第一兵团从左翼，由秦安经临洮、临夏向甘、青边境迁回，以动摇青马守兰军心，并拦阻和歼灭从兰州逃窜之敌；第二兵团的三个军和第十九兵团的两个军，分路进攻兰州。要求各兵团在8 月9日前完成进攻兰州、西宁的一切战斗准备。
8月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指出：“对马步芳必须歼灭其主力，……”西北二马中，青马战斗力比较强，歼灭马步芳部，西北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毛泽东还指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④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

我军进入回族聚集区，严格遵守不进清真寺的规定。
扶眉战役后，我军即将进入甘肃作战，而甘肃各地是回汉杂居的地区。历代统治阶级，为了便于自己的封建统治，挑拨汉族、回族互相仇杀。汉族势众，则有汉人欺压回民的现象，反之，则回民来欺压汉人，形成了回汉民族互相以强欺弱的状态。青宁二马对于被俘的解放军战士，手段极为残忍，解放军战士对二马匪帮极为痛恨，这种仇恨在战斗中是好事，但也容易违反俘虏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又易发生违反民族纪律的现象。马步芳匪帮又散布谣言，说解放军“杀回灭教”“强迫回族人吃大肉”等谣言。我军内部对民族政策也有糊涂思想，有领导干部向彭老总汇报部队情况时，捎带提到一件“小事情”：有个别汉族战士，当着回族战士的面，说回族战士不吃猪肉是迷信，还说了些违反民族政策的话。还有个调皮战士，在开饭时和回族战士闹着玩，出了些格，曾引起回族战士很大反感，闹了几天情绪。彭老总反问：“这是件小事情吗？这是闹着玩的问题吗？”“回民不吃猪肉就是迷信吗？不见得吧？我们有些少数民族干部，已当了高级领导干部，只相信马克思，早就不存在迷信观念了。但是，他们还是不吃猪肉，吃了肚子不舒服嘛，思想不愉快嘛。这是从小养成的生活习惯，是民族的生活习惯嘛。”彭老总将民族政策提到战略的高度。一野部队都成立了回民灶，教育全体指战员尊重回族战士的生活习惯。一野政治部特意提出“依靠政策、纪律打胜仗”，在全军广泛印发宣传材料“三要五不准”。“三要”指的是：一、要严格执行政策纪律，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二、要人人开口，个个宣传；三、要坚决执行俘虏政策，不杀不辱。“五不准”指的则是：不准进清真寺，不准进入回族内房，不准吃猪肉，不准借用回族人民食具，不准私自到回民井中打水。让广大的回族同胞知道共产党、解放军，同样是回族人民的救星。
有句话说的好“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共产党人此时就已经为新中国成立后做准备了，“现在我们对于回民地区的宣传工作，还没有经验，取得这些经验，对于今后开展西北广大地区的回民工作，是有着重要意义的。”⑤

我军谢绝回族群众的慰问品
八月中旬，一兵团到了洮河边。过洮河，就是回族聚居的地区。部队立即进行通过回族区的各项准备工作，为了尊重回族群众的风俗习惯，炊事班把盛过猪油的桶，用开水烫了一遍又一遍，锅、碗、瓢、勺也都用开水煮了又煮，直到闻不到一点油腥。部队行军路经清真寺时，都在寺门前贴上了“宗教信仰自由，保护清真寺，解放军人员不准随便入内”的标语。部队行军路经或在清真寺附近驻宿时，都能严格遵守，没有擅自进入清真寺的。回民忌猪肉，部队就在村外做饭吃，不借用回民的锅、碗等炊事用具。做饭及饮水，尽量用河水。如果用井水，也按照回民风俗，请他们帮助打，解放军给换工。我军指战员打水，在井台边放一个脸盆，打水前必须先洗手。各单位改善伙食时，买的羊都请阿訇给杀。群众住房困难，部队宁愿露宿街头，也不进占民房。一兵团一军三师炮兵营一连在行军中，突遭大雨，部队即在附近村庄避雨。村民见我们进村，惊相闭门，战士们就站在树下、泥棚下避雨，没有一个人去敲老乡的门。村民从门缝中目睹了这一情景，十分感动，纷纷打开大门，要求战士们进屋避雨，战士们都婉言谢绝。一位回民老大娘擦着眼泪说：“好队伍，好队伍，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好的队伍。”一位参军七、八年的老兵因为违反群众纪律，组织上要予以开除军籍的处分，回族群众说：“留下他，让他戴罪立功。”虽然减轻了处分但是仍通报全军。正确的民族政策，严格的纪律保证，使进军途中各民族持壶提浆以迎王师。
我军进入新区以来，一些地区群众由于受到马匪反动宣传的欺骗，有的弃家出逃，有的躲入山中，有的甚至全村空无一人。一兵团直趋马步芳老巢临夏，途经临夏城东黄家丈，该村回民群众担着开水，提着馍馍跑到二里外的大路上迎接我军。回民马成才双手端着两碗开水送到战士们跟前笑着说：“同志们辛苦了，喝口水吧！”宁定城西北三字沟的回民群众马仲云、马维富领着本村十余人牵着两只白色大绵羊也来慰劳我军，他们对四团的同志说：“你们是救百姓的队伍，我们没有别的东西相送，全村人商议送给你们两只羊，慰劳咱解放军，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请你们收下吧！”我军指战员非常奇怪，马维富老汉解释说：“你们没来时马步芳的队伍说，共军来了要把回民杀光，糟蹋妇女，强迫回民吃大肉。我们很害怕，可是前几天我们庄里回来一个在马步芳骑兵十四旅当兵的，他在固关镇和解放军打仗负了伤，战斗结束后，解放军的医生给他上药包扎，放他回来时又送给他四块白洋作路费。他还向我们说，亲眼看见解放军不抓兵，不要款，买东西给钱，对老百姓很和气，大家不要听信马步芳队伍的瞎话。这两天过队伍，我们看到解放军果然名不虚传。”

黄河沿岸的河工凫水牵战马过黄河
部队过河缺少船只，一位驾船的老汉说：“蒋介石、马步芳的部队过河，我说什么都不给他们干，解放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穷人不帮谁帮？”在渡河过程中，我解放军战士不慎掉下船，船工奋不顾身将解放军战士救出，我军干部向救人的回族青年表示感谢，回族青年说：“我应该感谢你们，你们是解放我们来的。”原来他曾经被我解放军俘虏，经过教育后回到乡里。还有为了我军的战马能顺利渡河，各族群众跳入冰冷的河水牵着战马过河的事迹。《太公兵法》云：“无燔人积聚，毁人宫室，冢树社丛勿伐。降者勿杀，得而勿戮，示之以仁义，施之以厚德。令其士民曰：辜在一人。如此则天下和服。”
红旗漫卷西风

红旗插上兰州城
马步芳看到形势急转直下，于8月11日直飞广州、台北，两次面见蒋介石，并多次参加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召开的紧急军事会议，制定了孤注一掷的兰州决战计划。8月19日，马步芳飞回兰州，立即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名义下了一道命令：“本署以诱敌于有利地形与之决战，伤秦陇兵团于兰州附近，并以有力兵团于洮河两岸，凭天然障碍筑工事严密部署，如匪来犯，决举全力一鼓而歼灭之。”知道马步芳决定固守兰州的消息，彭老总非常开心，“我就怕他不守兰州！”青马骑兵多，一旦逃到草原，围歼敌军需要更多的兵力和更长的时间。
8月20日，攻兰部队逼近市郊，21日，以9个团的兵力发动猛攻，首战因为敌军工事完毕，加上马步芳多年的封建洗脑宣传、以及宗教因素影响，再加上我军连胜之下轻敌，首攻失利，部队撤下检讨战役得失。22日，左翼部队解放临夏，可随时进军青海和渡黄河攻击马步芳匪帮侧后。马步芳于24日向国民政府发出了十万火急的求援电：“窜洮河西临夏附近之共军第一军第二军，刻正向永端循化进犯，患在腹心，情况万急！如陕署、宁夏友军及空军再不迅速行动协歼，深恐兰州、西宁均将震动。千钩一发，迫不及待，务求火速分催，不再迟延。”也发出“看在党国的面上帮兄弟一把”的哀嚎。所谓“大难临头各自飞”，无论胡宗南还是马鸿逵，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这都有利于我军解放西北，全歼马步芳匪帮。
23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复电彭德怀：“马步芳既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似须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攻击前似须有一星期或更多时间使部队恢复疲劳，作充分战斗准备。并须准备—次打不开而用二次、三次攻击去歼灭马敌和攻占兰州。”⑥

兰州攻坚
经过我军的严密侦查和试探进攻，逐步摸清了敌军兵力部署情况，在兰州南山，东西两翼敌军兵力较弱城内无预备队，北面黄河铁桥是敌军唯一退路。攻打南山阵地就成为攻打兰州的重点，能否夺取黄河铁桥是能不能全歼敌人的关键。25 日拂晓7 时，攻城部队向兰州外围阵地发起总攻。兰州城东、南、西三面，几十里长的地段，数百门火炮猛烈地向敌阵地轰击，半小时后，步兵发起冲击，用爆破手段扫除峭壁障碍，用集束手榴弹炸毁稠堡、清除铁丝网。战斗英雄刘全魁把手榴弹两个捆在一起连续投出30对，炸死大批敌人。自己身负重伤，仍不下火线。爆破组被敌人阻止在峭壁前，无法靠近时，第七连指导员曹德荣在两次爆破负伤的情况下，毅然顽强地抱起炸药包，趁着手榴弹爆炸的硝烟，爬到峭壁下，手托炸药包炸开缺口，为部队开辟了前进通道。董存瑞、黄继光类的战士在我人民军队是普遍现象，战士们高呼“为烈士报仇”冲向敌阵。有的连队拼杀的仅剩10多人，仍几次命令不肯后撤，战场上正常情况下部队伤亡三分之一就失去战斗力了，但这个惯例不属于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拼弯就与敌人赤手搏斗。英勇的战斗下，我军连克沈家岭、营盘岭、东岗坡等敌军主要阵地。南山阵地一失，兰州暴露在我军之下，敌守军全线溃退，夺路而逃。

解放军攻占黄河铁桥
时第二兵团第三军已直插兰州市区，并用火力封锁了黄河铁桥，截断了逃敌的主要退路。青马部队至此建制已乱，溃不成军，官兵互不相顾，各求夺路逃命，战斗中我军击中黄河铁桥上青马弹药车，爆炸、车压、马踏、人踩、落水。据一青马军官后来估计，仅在兰州雁滩一地，逃跑时毙于黄河之中的即达4000多人。人民解放军乘胜追击，26日中午，解放了甘肃省省会兰州市。
战斗是极为残酷的，此役我军歼灭敌军2.7万人，毙伤敌1.2万余人，与俘虏人数几乎形成1：1的比例，这在解放战争中战役中是仅见。第一野战军也伤亡9300多人，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⑦彭老总打完兰州后说：“打兰州，有的团1500多人，战斗结束时只剩下几百人。”经此役，马家军主力大部被我军歼灭，剩余的马家军溃不成军四散逃命，继续危害四方。为了减少我军伤亡，也为了更快的团结青海各族人民转入经济建设，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
8月22日，一兵团王震司令员率部解放了甘肃临夏。曾任马家军八十二军的少将副官长，伪青海省财政部长的马丕烈先生，接到王震司令员的邀请，在一兵团司令部见面。王震司令员见到马丕烈问道：“丕烈先生！你对解放临夏是怎么个看法呢？”马完全没有意想到王震司令员对他竟是这样称呼，因而放下心中的疑虑。马回答：“很及时！很好！我很高兴！完全拥护，欢迎！”
王司令员还让马丕烈看了墙上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签署的“约法八章”的布告，还不时的讲解一下。王震司令员讲解了“约法八章”后，用商量的口气问：“丕烈先生你可不可以去兰州给马继援（马步芳儿子，马家军接班人）说说，叫他不要再打了。他能打掉第一野战军吗？就算能，我们还有第二、第三野战军。他们都可以腾出手来了。你与他有亲戚关系，你考虑能不能去一趟呢？”马丕烈爽快的回答：“很好，能去。”马丕烈未来得及去，兰州已经解放，转而与解放军进军青海，继续劝降马步芳残部的工作。此时马家军残部在我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威慑下，惶惶不可终日。
兰州解放后，马家军残部在西宁为日后的命运开了一个“桥头会议”，其中有第82军副军长赵遂、参谋长马文鼎、政工处长汪渊、处长李育才、科长杨振华、辛让；师长有马振武（马继援的堂兄）、谭呈祥、韩有操、扬修戎；团长有马报武、马登霄、高登，马占魁、韩成功、谭蛟、马全、马成骏；还有副师长张希珍、马子骏等人。开始时，先由赵遂作了简短的说明，他说：“飞的已经飞了，时到如今，我们不能飞的这些人，应该怎么办好，今天大家商量、商量。”罗炘（时任第82军副参谋长）发言：“现在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向解放军投诚，我们大多数人顾虑的是怕解放军要报红四方面军的仇，投诚后会把我们杀掉。可是我想，如果共产党执行这种政策，它也不会有今天的胜利。”谭呈祥说：“红四方面军的仇，我看共产党一定要报的就是现在不报，将来也一定要报的。”马文鼎说：“那也不见得，共产党不会把落在怀里的雀儿捏死的。”还有人把希望寄托在胡宗南反攻西北和美国原子弹炸北平上（这是当时在桥头流传的谣言）。190师上校参谋长李少白认为是空想，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李少白意见：“选出两个代表，给彭老总写一封请求投诚的信，代表们携带信件，沿公路向东与解放军先头部队联系。”大家推选罗炘与李少白为代表，并推罗忻执笔给彭老总写信。
此时马丕烈也在马步芳的“洋楼”里找到了八十二军副军长赵遂和他的参谋长马文鼎、一百师师长谭呈祥、一二九军副军长韩得铭和师长杨修戎等人。马丕烈先向他们介绍了临夏解放的情况，宣传了解放军“约法八章”。然后说：“你们不要害怕，一切都还来得及。现在你们能集合多少人就编制多少人向解放军投诚，立功赎罪。而后，愿意回家的可以把枪枝弹药放下，骑马回家。”马丕烈向我军代表交出马家军残部准备投降的信件，我军代表保证马家军残部的生命财产安全。逃至上五庄的青马第八十二军副军长赵隧以下300余名官兵，在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于9月8日缴械投降。马先生继续劝说剩余马家军残部，逃至三角城的青马第190师师长马振武、骑第八旅旅长马英等以下1000余名官兵，也于10日至11日相继投降。9月16日，青马17名投降将校联名公开发表投降文告：“正值我们走投无路悔恨交加之时，幸临夏代表……等赶来劝晓投降”并“蒙派车接来西宁”“迭承解放军兵团司令、军长、政委等高级将领召见，恳训开导”“我们才恍然悟，毅然缴械投降。”9月26日，新编骑兵军军长韩起功从祁连到达张掖，向当地驻军缴械投降。10月25日，马步芳政权残留青海的最高官员、马步芳的表兄、青海省参议长马元海，率领所部少将军官马元祥、马仲彪等百余人，从今乌兰县希里沟到达共和县切吉投降。这样，青马留在青海各地的军政要员大部归降，其中将校军官200余人。曾任伪青海省壮丁司令，在甘肃河西阻击过红四方面军，青海玉树区国民党专员马峻于1949年9月通电起义。至此，马步芳长期苦苦经营的“马家军”便以彻底覆灭而告终。
1949年10月1日西宁人民欢庆西宁解放
这些投降的马家军军官在解放军军官训练处，通过学习大都能认识到自己以往的罪恶，撰写了文史资料，为子孙后代得以知晓马步芳家族在青海的封建统治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也有一些冥顽不化的继续与人民为敌，被人民政府无情镇压，如八十二军副军长赵遂。而参加起义的则与青海各族人民一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新青海，这其中最令人感叹的是马朴先生。
马朴先生任青海人民政府副主席时讲话
曾参与围剿西路军的马朴先生因为拥护人民军队解放青海于1949年12月2日被任命为青海省副主席，次年，马先生在临终前留下遗言：“青海解放后，朴得以参加人民政府工作，在共产党及省府各首长扶植下，为人民服务，从此离开黑暗，走向光明，实引为无上光荣，惟以体弱多病，贡献无多为憾。……朴病虽已无望，遥望新中国、新青海，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省人民政府领导下，前途无限光明。敬希我回族同胞与各族人民，认清敌我，紧紧地团结在人民政府周围，彻底肃清马步芳残余匪特，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马老先生的遗言成为了现实，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青海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奋斗努力建设家园，一扫马步芳统治的污秽，一个崭新的青海屹立在了中国的大地上。
【参考资料】①②《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372页、449页③《甘肃文史资料第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125页④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544页、554页⑤《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三）》第一野战军编审委员会编著，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356页⑦《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例选编》一野战史编纂委员会编纂，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56页、160页未见标注的见《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等。
编辑：卓丝娜
校审：小王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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